近日，抽空重讀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山居筆記》，但當讀完最后一篇《歷史的暗角》后心情尤難平靜。

　　這是一篇專以揭露和鞭撻“小人”的散文。文章以歐洲的一名愛搬弄是非的長舌婦使得一村人都成了仇敵的例子開始，又舉出費無忌在奉命為楚平王的兒子迎親過程中，設法把新媳婦變成了平王的夫人最終使楚國滅亡的故事。由此，作者為“小人”總結了八大行為特征，即：小人見不得美好，小人見不得權力，小人不怕麻煩，小人辦事效率高，小人不會放過被傷害者，小人需要博取同情，小人必須用謠言制造氣氛，小人最終控制不了局勢。與此同時還把“小人”分成惡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等四種類型。但在鏟除和防御“小人”上作者卻犯了難。余先生認為，小人所以難以防御，除了封建專制制度的特殊需要為小人的產生和活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外，社會群體還有五大原因，即觀念上的缺陷，情感上的牽扯，心態上的恐懼，策略上的失誤以及靈魂上的對應。

　　讀罷此文，我的第一感覺是余先生肯定是碰上了現實中小人的糾纏，使他心生忌恨，不吐不快。但在“鼓噪”(余先生詞)一番之后，又對如何防范感到無奈。所以我又想：這真是何苦呢?

　　孔老先生當初把人劃分為兩種：君子和小人，標準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余先生好像也贊成這種劃分，我們當然認為余先生也是君子了。但是，當小人為“利”糾纏余先生的時候，以君子之“義”是不是要以牙還牙呢?當余先生對小人“鼓噪”以后，你的“義”又如何體現呢?況且，從古到今，人們為了生存和發展，有智慧的用智慧，有力氣的使力氣，有誰能把君子和小人分得清呢。劉邦當初是無賴，屬小人范疇，但后來作了皇帝，你說他是因“小人”的卑劣獲得成功呢，還是以仁義取勝的呢。

　　“量小非君子”。一旦遇到所謂“小人”誣陷或糾纏的時候，上策乃是：不理不睬，沉默應對。

　　正是：

　　當紅大腕事纏身，何以偷閑鞭小人。

　　張羅八罪祥描臉，防范五難知費神。

　　慣見賢愚共奔競，豈憑好惡劃疏親。

　　英雄無賴常流轉，可記劉三昔日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