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是母親，臺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我對朋友這么說過。

　　大陸是母親，不用多說。燒我成灰，我的漢魂唐魄仍然縈繞著那一片后土。那無窮無盡的故國，四海漂泊的龍族叫她做大陸，壯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難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還有那上面正走著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龍族。還有幾千年下來還沒有演完的歷史，和用了幾千年似乎要不夠用了的文化。我離開她時才二十一歲呢，再還鄉時已六十四了：“掉頭一去是風吹黑發/回首再來已雪滿白頭。”長江斷奶之痛，歷四十三年。洪水成災，卻沒有一滴濺到我唇上。這許多年來，我所以在詩中狂呼著、低囈著中國，無非是一念耿耿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會魂飛魄散，被西潮淘空。當你的女友已改名瑪麗，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薩蠻》?

　　鄉情落實于地理與人民，而彌漫于歷史與文化，其中有實有虛，有形有神，必須兼容，才能立體。鄉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義會起政治的作用。把鄉情等同于民族主義，更在地理、人民、歷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種“四舍五入”的含混觀念。朝代來來去去，強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親：我們只聽說有文化，卻沒聽說過武化。要動用武力解放這個、統一那個，都不算文化。湯瑪斯·曼逃納粹，在異國對記者說：“凡我在處，即為德國。”他說的德國當然是指德國的文化，而非納粹政權。同樣地，畢卡索因為反對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背叛祖國”。臺灣是妻子，因為我在這島上從男友變成丈夫再變成父親，從青澀的講師變成滄桑的老教授，從投稿的“新秀”變成寫序的“前輩”，已經度過了大半個人生。幾乎是半世紀前，我從廈門經香港來到臺灣，下跳棋一般連跳了三島，就以臺北為家定居了下來。其間雖然也去了美國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臺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雙城記》不在巴黎、倫敦，而在臺北、高雄。我以臺北為家，在城南的廈門街一條小巷子里，“像蟲歸草間，魚潛水底”，蟄居了二十多年，喜獲了不僅四個女兒，還有廿三本書。及至晚年海外歸來，在這高雄港上、西子灣頭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載。廈門街一一三巷是一條幽深而隱秘的窄巷，在其中度過有如壺底的歲月。西子灣恰恰相反，雖與高雄的市聲隔了一整座壽山，卻海闊天空，坦然朝西開放。高雄在貨柜的吞吐量上號稱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風濤。詩人晚年，有這么一道海峽可供題書，竟比老杜的江峽還要闊了。不幸失去了母親，何幸又遇見了妻子。這情形也不完全是隱喻。在實際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牽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賢妻來接手了。沒有這兩位堅強的女性，怎會有今日的我?在隱喻的層次上，大陸與海島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寫過《斷奶》一詩，而以這么三句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