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前夕，善寫月色的小說家張愛玲被人發現死于洛杉磯的寓所，為狀安詳，享年七十五歲。消息傳來，震驚臺港文壇，哀悼的文章不斷見于報刊，盛況令人想起高陽之歿。張愛玲的小說世界哀艷蒼涼，她自己則以遲暮之年客死他鄉，不但身邊沒有一個親友， 甚至歿后數日才經人發現，也夠蒼涼的了。這一切，我覺得引人哀思則有之，卻不必遺憾。因為張愛玲的杰作早在年輕時就已完成，就連后來的《秧歌》，也出版于三十四歲，她在有生之年已經將自己的上海經驗從容寫出。時間，對她的后半生并不那么重要，而她的美國經驗，正如對不少旅美的華人作家一樣，對她也沒有多大意義。反之，沈從文不到五十歲就因為政治壓力而封筆，徐志摩、梁遇春、陸蠡更因為夭亡而未竟全功，才真是令人遺憾。

　　張愛玲活躍于抗戰末期淪為孤島的上海，既不相信左翼作家的「進步」思想，也不熱中現代文學的「前衛」技巧，卻能兼采中國舊小說的家庭倫理、市井風味，和西方小說得道德關懷、心理探討，用富于感性的精確語言娓娓道來，將小說的藝術提高到純熟而微妙的境地。但是在當時的文壇上，她既不進步，也不前衛，只被當成「不入流」的言情小說作家，亦即所謂「鴛鴦蝴蝶派」。另一方面，錢鐘書也是既不進步、也不前衛，卻兼采中西諷刺文學之長，以散文家之筆寫新儒林的百態，嬉笑怒罵皆成妙文。當代文壇各家在《人，獸，鬼》與《圍城》里，幾被一網打盡，所以文壇的「主流派」當然也容不得他。此二人上不了文學史，尤其是中共的文學史，乃理所當然。

　　直到夏志清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才為二人各辟一章，把他們和魯迅、茅盾等量齊觀，視為小說藝術之重鎮。今日張愛玲之遍受推崇，已經似乎理所當然，但其地位之超凡入圣，其「經典化」(canonization)之歷程卻從夏志清開始。《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于一九六一年，但早在一九四八年，我還在金陵大學讀書，就已看過《圍城》，十分傾倒，視為奇書妙文。倒是張愛玲的小說我只有道聽途說，印象卻是言情之作，直到讀了夏志清的巨著，方才正視這件事情。早在三十多年前，夏志清就毫不含糊地告訴這世界：「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僅以短篇小說而論，她的成就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兒、泡特、韋爾蒂、麥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還要高明一籌……《金鎖記》長達五十頁;據我看來，這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