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和我們凡人就是不一樣。

　　我若是面對“陰風怒號，濁浪排空”的景象，肯定會像“遷客騷人”一樣情緒低落，面對“春和景明，皓月千里”的景象，則肯定會像他們一樣心曠神怡。我無法跳出俗人心理，做不到異于“二者之為”，修煉不成“古仁人”。

　　我又想，如果真有一位范仲淹先生所說的“古仁人”站在我身邊，則何如？當我因濁浪排空而情緒低落時，他表情凝重。我問他：“您在想什么？”答曰：“憂吾君。”我大佩服。待到我因春和景明而心曠神怡時，他先生依然表情凝重。我問他：“您在想什么？”答曰：“憂吾民。”我特佩服。趕緊溜走，害怕自己的俗氣污染了圣人。

　　此種人似乎只能敬而遠之。

　　由此看來，大家不愿當圣人，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樣拿著勁兒活著，太累了。

　　以愚之見，如果大家真的把范仲淹先生的觀點落在實處，會嚴重影響旅游產業發展的。把美景道德化，政治化，太可怕了。

　　觸景生情本屬人之常情。范仲淹先生的意思是應該避免此種人之常情，要滅“情”入“理”。然而這種“理”并非理性和理智，而是“天理”。這不是將正常情感升華，而是壓抑它。所以《岳陽樓記》有一股“存天理滅人欲”的味道。

　　我如何判斷范仲淹先生的“理”屬于“天理”呢？

　　因為如果不是“天理”，就需要論證，就需要說明這樣做的充分理由。可是你看，范先生對“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不打算做任何論證的。為什么這樣做就合理？為什么只有這樣才算“仁人”？古代究竟有多少“仁人”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據我看孔夫子也沒做到）假如一個社會真的人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會出現何等怪異的局面？這些，范先生都置之不論。無須論證之理，如果不是假設，就只能是“天理”了。

　　《岳陽樓記》是一篇比較典型的“傳道”型文章，作者很少在“說服”上下功夫，他是在“宣講”，在“代圣人立言”。據我所知，范仲淹寫《岳陽樓記》之前并未親身到過岳陽樓。那就是說，文中的景色描寫和游客心態描寫，都是虛擬的。這和孟子虛擬“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例子是同一種辦法，表現了占領道德制高點者異乎尋常的自信——我已經真理在手，剩下的任務只是用盡可能吸引人的辦法加以傳播，不必拘泥什么真實性和邏輯性的。

　　很多人都認為“文革”是反對孔孟、破壞傳統文化的。這是一種相當片面和膚淺的看法。其實“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說法，與“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思路是很相似的，相承一脈。而范先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克己思路，與文革中的“狠斗‘私’字一閃念”也是血脈相連。“文革”中甚至要求每個人都“心里裝著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這是比范仲淹先生更徹底更激進的“先天下之憂而憂”。“文革”的有些理念，確實是反孔孟的，例如“造反有理”，但是從整體上看，如果沒有儒家文化做支撐，“文革”是發動不起來的。“文革”在很多方面不但不反孔，反而是把儒家的一些理念推向了極端，要認真往全民落實（六億神州盡舜堯）。

　　《岳陽樓記》我初中就背下來了，至今未忘。真是寫得漂亮，堪稱絕唱！重讀此文，愚以為范仲淹先生完全有權利選擇自己跟什么人走，做什么樣的人。樹立一種道德高標，不是不可以。然而作為現代的語文教師，對此事只可提倡，不可強求。我一向認為基礎教育沒有培養圣人的任務，它是培養合格公民的。

　　而從作文角度說，這種“傳道”式“宣講”式的文風，則不宜提倡。按這個路子寫文章，倘不具備范仲淹那樣閃光的才華，則不但會弄得“假大空”，而且將充滿陳詞濫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