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感情的動物，當外在事物受到刺激時，常會因為得失價值的偏失，而怨天尤人。

　　其實環境的締造是人為的，而自己對人生的價值卻是主觀的。“不以物喜，不以物悲”，不以外物美適而喜，不以己身困厄而悲。多少文客騷人因環境而懷憂喪志，把豪情喪失掉。如初唐李賀因受打擊，憂心沖沖，抑郁而終。反觀宋朝蘇軾被貶謫在外，卻能把心事托付山水，所以能寫出許多瑰麗雄偉的文章。

　　如果李賀不早死，或許有更多絕妙作品能流傳下來，可惜他沒有蘇軾的氣度，不能“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況且，這種頹廢的意志必能使人形銷骨毀，流于一種不滿現實、沉郁的、萎靡不振的跡向。這對國家、對社會乃至個人又有何益？只不過是使后人感到嘆惋罷了。

　　孟子云：“士窮不離義，達不離道。”又云：“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現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才是文人對得失真正的態度。不管處在什么環境下，皆能處之泰然，不以眼前的富貴，也不因處逆境而有所改變。退一步想海天的遼闊，而人類的生命只是幾照露水，當露水蒸融時無影無蹤。偶爾我們會回想過去，緬懷古人，而范文正公能用最大寬容與氣度，安慰被謫的好友。歐陽修謂其“能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他能有偉大的事業，實際上是他不怨天尤人，時時在貢獻自己，保持積極樂觀的態度，以民生為主，實得利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思想意志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