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記》是北宋文學家范仲淹應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請，于北宋慶歷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為重修岳陽樓寫的。其中的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較為出名和引用較多的句子。

　　文章通過對洞庭湖的側(cè)面描寫襯托岳陽樓。滕子京是被誣陷擅自動用官錢而被貶的，范仲淹正是借作記之機，含蓄規(guī)勸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試圖以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濟世情懷和樂觀精神感染老友。這是本文命意之所在，也決定了文章敘議結(jié)合的風格。

　　《岳陽樓記》超越了單純寫山水樓觀的狹境，將自然界的晦明變化、風雨陰晴和“遷客騷人”的“覽物之情”結(jié)合起來寫，從而將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縱議政治理想方面，擴大了文章的境界。

　　范仲淹幼年喪父，生活貧苦，卻刻苦讀書，少有大志。據(jù)《宋史》記載，他從小就立下“不能利澤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歐陽修給他寫的墓碑文也說：“公少有大節(jié)，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

　　可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句話是范仲淹自幼的心語，而藉《岳陽樓記》一文廣為人知。“先憂后樂”的思想，究其淵源，即是儒家的仁愛思想。孟子就曾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思想進一步發(fā)展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就是要超越個人的憂樂，以天下為己任，以利民為宗旨，補救時弊，積極進取。為此，就要不為外物所動，不論是自然界的陰晴明暗，還是社會環(huán)境的順遂艱難，都不能動搖心中的信念。

　　范仲淹的從政生涯，始終踐行了這一信念。例如，天圣七年(1029)，30歲的范仲淹還在沒有資格進諫的小小秘書閣校理任上，就上書諫止皇帝宋仁宗率百官為章獻太后朝拜上壽;第二年又直接上書請章獻太后還政退位──那時章獻太后正垂簾聽政，權傾朝野，滿朝文武，“無敢言者”。范仲淹因此被貶離京，三年后才回來。又如，景三年(1036)，范仲淹向宋仁宗進《百官圖》，指斥宰相呂夷簡結(jié)黨營私，任用讒佞，反被誣為“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又遭貶斥，連為他鳴不平的歐陽修等人也被貶放。

　　范仲淹仕途沉浮幾十年，數(shù)遭貶黜，但他澄清吏治、憂國憂民之心始終未改。他用自己的俸祿，在家鄉(xiāng)買“義田”千畝，救濟貧窮的族人，而自己卻貧苦一生，以至于死時“身無以為殮，子無以為喪”。為民請命，憂民之憂，這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精神的具體體現(xiàn)。

　　本文主要通過寫景，描寫了“遷客騷人”登樓時的兩種不同的“覽物之情”，并由此過渡到議論，從而表達了作者“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和生活態(tài)度。既是自勉，又是與友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