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和我們凡人就是不一樣。

　　我若是面對“陰風怒號，濁浪排空”的景象，肯定會像“遷客騷人”一樣情緒低落，面對“春和景明，皓月千里”的景象，則肯定會像他們一樣心曠神怡。我無法跳出俗人心理，做不到異于“二者之為”，修煉不成“古仁人”。 我又想，如果真有一位范仲淹先生所說的“古仁人”站在我身邊，則何如?當我因濁浪排空而情緒低落時，他表情凝重。我問他：“您在想什么?”答曰：“憂吾君。”我大佩服。待到我因春和景明而心曠神怡時，他先生依然表情凝重。我問他：“您在想什么?”答曰：“憂吾民。”我特佩服。趕緊溜走，害怕自己的俗氣污染了圣人。此種人似乎只能敬而遠之。

　　由此看來，大家不愿當圣人，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樣拿著勁兒活著，太累了。以愚之見，如果大家真的把范仲淹先生的觀點落在實處，會嚴重影響旅游產業發展的。把美景道德化，政治化，太可怕了。觸景生情本屬人之常情。范仲淹先生的意思是應該避免此種人之常情，要滅“情”入“理”。然而這種“理”并非理性和理智，而是“天理”。這不是將正常情感升華，而是壓抑它。所以《岳陽樓記》有一股“存天理滅人欲”的味道。我如何判斷范仲淹先生的“理”屬于“天理”呢?因為如果不是“天理”，就需要論證，就需要說明這樣做的充分理由。可是你看，范先生對“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不打算做任何論證的。為什么這樣做就合理?為什么只有這樣才算“仁人”?古代究竟有多少“仁人”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據我看孔夫子也沒做到)假如一個社會真的人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會出現何等怪異的局面?這些，范先生都置之不論。無須論證之理，如果不是假設，就只能是“天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