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歷三年，范仲淹在慶歷新政失敗后，被貶到河南 鄧州，他的朋友滕子京也因受到誣告而被貶到了湖南。在湖南的任上，滕子京頗有政績，正所謂政通人和，百廢具興。第二年，在他的主持下，重修了岳陽樓。

　　為了記述這一盛事，滕子京便請他的好友范仲淹為重修后的岳陽樓寫一篇岳陽樓記。顯而易見，滕子京是想讓大手筆范仲淹用他的生花妙筆，記下重修后的岳陽樓空前壯觀的規模形制，以顯示自己的政績。可結果，范仲淹受友人囑托寫下的這篇名為岳陽樓記的散文，對重修后的岳陽樓只以「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寥寥數語敷衍之，而且連登臨岳陽樓所觀之景也以「前人之述備矣」而一筆帶過。作為散文大師和滕子京好友的范仲淹，竟不顧友人所囑，也不顧這類記物體散文的體裁特點，不僅對岳陽樓的盛景不加記述，反而將其寫成了一篇類似登樓賦的借物詠懷言志的抒情散文，并且還能使友人滿意，并使歷來的研讀者對其文題不符的矛盾之處一無所察，原因何在，奧秘何在呢? 簡而言之，范仲淹不記岳陽樓，是因為他當時正在鄧州的任所，沒有見過重修后的岳陽樓，而且不僅當時未見，就是此前此后，他都沒有到過岳陽樓，更不用說見過洞庭湖了。

　　他對岳陽樓和洞庭湖的了解，就是滕子京讓人送來的洞庭晚秋圖和前代名家有關洞庭湖和岳陽樓的詩文。就憑這些間接的材料，他怎么可能將重修后的岳陽樓盛景如實地記述下來呢?他怎么可能將洞庭湖的景觀如實地描寫刻劃出來呢?憑空杜撰，或者裝作到過洞庭湖，照搬現成的材料，拼湊出一篇來，這對于一般人來說，作為一般的應酬之作，似還將就。但岳陽樓畢竟是名勝古跡，滕子京畢竟是他的好友，他范仲淹畢竟是一代文章大師，為人之道，為文之道，都是不可以這樣做的。所以他在文章中，對岳陽樓和洞庭湖沒有正面加以詳細地描述，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可是好友的一片盛情美意，這么遠地托人來請他作記，他又不能拒絕，于是，就有了這篇題為岳陽樓記，卻并不記岳陽樓而直抒胸臆的文題不符的散文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