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寫下名篇佳作《岳陽樓記》，為后世所傳誦;其抒發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博大胸懷，更為后人所景仰。你們為何不提岳陽樓呢?

　　《岳陽樓記》全篇446字,卻無一字用在樓姿樓貌上,何也?

　　這還要從范仲淹的人生經歷中尋找答案。

　　范仲淹出生蘇州，兩歲喪父,母親改嫁平江府推官朱文翰,范仲淹就做了朱的繼子,改名朱說。因家境貧寒,范仲淹的攻讀之路分外艱辛,這使他自幼養成自強不息的性格。20歲時到長白山醴泉寺借讀,每日“畫粥斷齏”,刻苦自律,飽受磨難,篤學不輟。27歲金榜題名,迎來了人生的重大轉折,從此開始了他37年的宦海生涯。但他的宦途并不順利,盡管文韜武略樣樣超群,戰功顯赫,仍然四起四落,數度遭貶,大部分時間都“處江湖之遠”,被弄去搞基本建設了。范仲淹一生中竟“被深入”到泰州、楚州、陳州等十數個基層“鍛煉”過,而且在每個崗位上都待不長,往往板凳還沒坐熱就得卷鋪蓋走人。這種跌跌撞撞、載沉載浮的為官經歷,主要是由真宗、仁宗父子對他的不信任造成的。

　　當時社會“忠”是第一要務,是臣子博取皇帝政治信任的本錢。“圣上”寵信不寵信你,寵信到什么程度,就要看你在他的“忠”字試卷上能得多少分。那可是加官之本、晉爵之基、富貴之源,當然也是臣子們報效朝廷的首要條件,沒有誰會掉以輕心。范仲淹在官場歷練了幾十年,從一個書生氣十足的愣頭青,成長為一名老練的政治家,這點道理當然拎得清。可惜的是,忠君與恤民的范仲淹屢遭挫折和打擊,這說明在真宗、仁宗父子那里他沒能拿到多高的分。也就是說,他還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抓住任何一個可能抓住的機會,表忠心、掏忠心、獻忠心。而此時,范仲淹迎來了撰寫《岳陽樓記》的非常時機。

　　慶歷六年57歲的范仲淹被貶到鄧州任職。這是他人生的第四次被貶,好友滕子京派人送來新修的岳陽樓的畫圖,希望他“作文以記之”。作為一個落難的“問題官員”作記,下筆之前,范仲淹不能不慎之又慎,費些躊躇。他能“記”些什么呢?哪些該說?哪些不該說,他自己希望通過“作文”達到一個什么樣的目的,或者說他打算給世人,尤其是給宋仁宗留下一個什么樣的印象呢? 雖然滕子京是他的官場好友，但畢竟是個有過經濟前科的人,正因為如此才“謫守”的。重修工程是否負案,他顯然心中無底,萬一滕大人“舊病復發”,又鬧出一個“過度使用公款”的貪墨問題怎么辦?在這種情況下,冒冒失失去“記”一個明顯是政績工程的樓宇,那該是何等幼稚啊!范仲淹不能拿政治生命去冒險,他的“忠”字分已經很少了,再也損失不起了。因此,滕子京的“畫外音”肯定是不能沾的,岳陽樓即使重修得再高大再雄偉再完美,他也別無選擇,只好道聲,對不起,恕不著墨了。

　　其次,規避政治風險容易給人造成一個對政治避而遠之的消極印象,加劇范仲淹的“問題”。他必須“上臺階”,抓住這個機會,竭力向朝廷表明忠心,這才是最重要的。當然,作為才高八斗的文學巨匠,文章如何歸置,如何附麗,技巧上決難不倒他。可以說,他甚至比誰都清楚,摒棄對樓姿樓貌的正面描繪而另辟蹊徑,選取以樓說事的角度,寫景抒情,借題發揮,比記樓不知要事半功倍多少。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樓記”洋洋灑灑,一氣呵成,“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他這種一憂再憂的心聲,樸實而深沉,似乎還夾帶著些許蒼老與悲涼,嗅不出唱高調的氣味,也看不見作秀的成分,沒有一丁點的阿諛之嫌,完全發自肺腑,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范仲淹不曾露出任何刻意所為的痕跡,十分藝術地完成了其表忠心的“自選動作”。字里行間看似感嘆唏噓,實則是不動聲色,將思想和藝術高度統一,完美結合,千百年來洞穿時空,不知傾倒過多少仁人志士!如此出新出彩的辭章,展示了范仲淹非凡的才華,而且極其巧妙地表達了他忠于朝廷的心曲,即使重修工程出了大案,也牽連不到他頭上。

　　再次,范仲淹也要趁此機會好好規勸一下滕子京。滕子京此前在涇州的經濟問題被監察御史揭露出來后,宋仁宗派人前往稽查,他卻以銷毀支付憑證的手段加以抵制;岳陽樓重修落成之日,他又“痛飲一場,憑欄大慟十數聲”。很顯然,滕子京沒有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沒有達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樣一種境界,這讓作為老朋友的范仲淹不免失望和痛心。

　　“微斯人,吾誰與歸?”不需要復雜的鋪陳,更不需要喋喋不休的說教,干凈利落,兩句自我申明的話就能解決問題。如果加以解讀,那就是除了表明他矢志不渝忠于朝廷的政治立場,起到人所稱道的“政治宣言書”作用外,范仲淹也在用自己交友的原則和做人的信條,委婉地對滕子京進行批評,當然也包含有給滕子京打氣,要他夾起尾巴做官為人。

　　讀罷《岳陽樓記》,掩卷沉思，不得不贊嘆范仲淹的憂樂境界。“范仲淹借寫《岳陽樓記》為自己畫像,沒有著墨大書特書岳陽樓，不失為一種大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