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上訴狀3篇

　　近年來，不時因為買賣合同履行存在爭議而發(fā)生糾紛，那么，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上訴狀3篇，供大家參考。

　　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上訴狀3篇1

　　上訴人(原審被告)謝某1，男， X年X月X日生，漢族，住上海市徐匯區(qū)。

　　上訴人(原審被告)謝某2，女， X年X月X日生，漢族，住上海市徐匯區(qū)。

　　上訴人(原審被告)黃某，女，X年X月X日生，漢族，住上海市徐匯區(qū)。

　　上訴人(原審被告)陶某，女，X年X月X日生，漢族，住上海市徐匯區(qū)。

　　上訴人(原審被告)黃某，女，X年X月X日生，漢族，住上海市徐匯區(q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朱某，男，X年X月X日生，漢族，住上海市徐匯區(q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徐某，女，X年X月X日生，漢族，住上海市徐匯區(qū)。

　　上訴人因與被上訴人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徐匯區(qū)人民法院(xxx0)徐民三(民)初字第XX號民事判決，特依法上訴貴院。

　　上訴請求

　　1、撤銷上海市徐匯區(qū)人民法院(xxx0)徐民三(民)初字第XX號民事判決，將本案發(fā)回原審法院重新審理或者由貴院查清事實徑行改判。

　　2、本案一審、二審訴訟費、保全費由被上訴人負擔。

　　本案一審判決，定性不當，適用法律確有錯誤。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該房屋買賣合同須由上訴人四人共同行為，且以被告黃某為主導。

　　無論是合同的發(fā)起還是合同的履行(錢款往來)其中真正的主導應是上訴人黃某，而非上訴人謝某1。一審法院認為，謝某1始終代表四名上訴人，顯然定性不當。

　　首先，涉案房屋是以黃某母親陶某所得動遷款項為大部分錢款所購置，且至今謝某1仍與妻子、岳父、母共同居住。從整個房屋買賣過程來看，是由黃某提出售房，并讓謝某1陪同前往中介公司辦理掛牌，之后與被上訴人的多次交涉，都由黃某出面，甚至被上訴人的兩次付款均是由黃某收款(謝并不在場)，且匯入賬戶也是黃某私人賬戶。而且，從被上訴人提供的一審證據(jù)(8月19日的電話錄音)顯示，謝某1在與被上訴人協(xié)商該房屋買賣合同的過程中，明確表示關于房屋買賣的問題“我回去也要商量”，足見謝某1不可能代表所有上訴人，他也自知無法代表所有上訴人。

　　其次，從雙方簽訂過的協(xié)議的簽字人員來看，3月11日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為上訴人四人與被上訴人兩人簽字，3月11日簽訂的“協(xié)議”由除謝某1之外的三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兩人簽字，到了7月25日簽訂的“協(xié)議”則僅有謝某1一人與被上訴人兩人簽字，而恰恰是7月25日的“協(xié)議”遭到了其他三名被上訴人的一致反對。這就更有力地說明，謝某1從未代表過其他上訴人履行過任何法律行為

　　再者，雖然在房屋買賣合同中，四名上訴人的聯(lián)系電話都為謝某1一人手機號碼，但并不能表明謝某1就取得了其余三人的全權委托。僅填寫謝某1一人手機號碼，一則是為了便于進行及時聯(lián)系，二則也只能說明，由謝某1作為聯(lián)系人而已。一審法院認為，“被告謝某1始終代表四被告與中介和原告進行房屋交易事宜的協(xié)商，……”，故而推定謝某1就取得了代理權的原因之一，這顯然是擴大了僅作為聯(lián)系人的權利范圍，并且也忽視了其余上訴人應享有的對房屋的處分權。

　　二、7月25日簽訂的補充協(xié)議系效力待定協(xié)議。

　　7月25日所簽訂的補充協(xié)議，系中介制作，乃甲方謝某1與乙方朱某私下擬訂。在甲方一欄僅有上訴人謝某1一人簽字，其他上訴人當時并不知情，后來知曉該事后，明確表示反對，至今其他上訴人對該協(xié)議堅決不予追認。根據(jù)《城市房地產(chǎn)管理法》第三十八條第一款第四項規(guī)定，共有房地產(chǎn)，未經(jīng)其他共有人書面同意的，不得轉(zhuǎn)讓。上訴人認為，第一，上訴人謝某1根本不構成表見代理，不能代理其他被告作出該意思表示;第二，該協(xié)議違背了除謝某1之外三人的真實意思表達，且不予追認;第三，該協(xié)議并未生效，處于效力待定狀態(tài)。故該協(xié)議不應作為本案證據(jù)予以采信。一審法院在該合同不具備形式要件的前提下，被上訴人也沒有足夠證據(jù)表明其余三名上訴人授權于謝的情況下，僅以內(nèi)心確認的方式，推定謝具備締約的代理權，從而認定7月25日協(xié)議有效的理由之一是與事實不符，也于法無據(jù)的。

　　至于上訴人黃某及其母陶某其女謝某2于8月8日前往交易中心并非其真實意思表示。三名上訴人始終不予承認7月25日簽訂的“協(xié)議”的有效性，但迫于房屋產(chǎn)權證原件仍握在房產(chǎn)中介手中(現(xiàn)在房產(chǎn)證仍舊在房產(chǎn)中介處)，三人是出于索要房產(chǎn)證原件的目的而前去，并非是辦理過戶登記手續(xù)的意思表示。退一步講，若四人真是前往辦理過戶登記，當場得知僅僅修改合同中的過戶登記時間，即能辦理過戶登記，當天馬上即可進行修改，無須拖延。而事實并非如此。故一審法院認定四被告前往交易中心就是辦理過戶手續(xù)，并進一步推定三名上訴人用行為對7月25日之協(xié)議的效力進行了認可及追認，顯然不符合邏輯。

　　三、約定違約金數(shù)額畸高，違約條款應為無效。

　　上訴人謝某1與被上訴人于7月25日簽訂的協(xié)議中約定，若一方構成違約，則按照房價款的日百分之一計算違約金，該違約金條款無效。

　　首先，7月25日所簽訂“協(xié)議”是由中介公司提供，合同解釋應作對被上訴人不利解釋。一審中，上訴人曾就提出被上訴人與中介公司存在利益關系，因被上訴人承諾若該房屋買賣成交，則由其單獨向房屋中介公司支付全部傭金。顯然，該合同中的違約金條款其真正目的是針對上訴人而設定，不具誠實性。

　　其次，3月11日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沒有及時得以履行，其責任因由被上訴人承擔，因被上訴人錢款無法及時到位所導致。至7月25日，被上訴人錢款已到位，故向上訴人提出簽訂一份補充協(xié)議(即7月25日之“協(xié)議”)，并在協(xié)議中約定數(shù)額畸高違約金，顯然是出于保護被上訴人目的，不具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