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枝保存期不過幾日，在驛馬“慢遞”的唐朝，身在長安的楊貴妃所食用的新鮮荔枝到底來自南方哪里?

　　楊貴妃和唐玄宗的愛情故事，自白居易的《長恨歌》以來，一直深入人心，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著名典故之一。為了討心愛的女人的歡心，唐玄宗不惜千里迢迢，從遙遠的南方為她運來新鮮荔枝。

　　白居易在四川出任南賓(今重慶石柱縣)太守時，當?shù)爻霎a(chǎn)荔枝，大飽口福之余，特令畫工繪制了荔枝圖，并親自作序。這篇序中，他總結(jié)了當時――其實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也差不多――荔枝的保存時限：“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日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地處中國腹心地帶的長安(西安)及其附近皆不產(chǎn)荔枝，荔枝必然來自長安以南的地方。這盛產(chǎn)荔枝的南方，大抵不外乎以下幾處：其一，福建;其二，兩廣;其三，四川。關(guān)于楊貴妃與荔枝的故事，最權(quán)威的史料《新唐書・楊貴妃傳》中有記載，可惜卻沒言及荔枝來歷，而僅僅說：“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shù)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那么，現(xiàn)在留給我們的問題就是：楊貴妃為之一笑傾城的荔枝，它到底來自哪里?

　　唐代的驛站

　　要了解楊貴妃鐘愛的荔枝來自哪里，必須先了解唐代及整個古代中國的交通狀況。先秦以前，諸侯分據(jù)，各個國家地盤都不大，由首都到治下各地的距離也不算遙遠，因而當時沒有一個成制度的國家交通體系。到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一個完整的大帝國橫空出世，要使政令統(tǒng)一，一個必要的前提就是從帝國首都到最遙遠的邊疆之間，都必須有強有力的手段保證政令暢通。這時候，作為帝國統(tǒng)治手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驛站應(yīng)運而生，并在中國延續(xù)了二千年。

　　從秦到唐，時間過去了將近一千年，而驛站制度也在這將近一千年的時間里，改進得更為合理。史料稱，唐朝的驛站制度主要沿襲漢朝，全國各地被稱為官道的主要交通線路上，每間隔30里設(shè)一處驛站。據(jù)統(tǒng)計，從唐朝初年到唐玄宗時期，全國一共有1639個驛站，其中水驛260個，陸驛1297個，水陸兼?zhèn)涞捏A站則有86個。驛站這種貫穿古代中國之始終的制度，在唐代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唐代的驛站也比此前任何時代都更為發(fā)達。

　　在發(fā)達的驛站體制下，這些宛如神經(jīng)的驛路把帝國的心臟長安和帝國版圖的每個角落緊密聯(lián)系在了一起。自古代始，驛卒所騎乘的驛馬，都要在馬脖子下懸掛一個特殊的鈴鐺，以便當驛卒還在馬上飛奔時，下一站的驛卒就能夠遠遠地聽到鈴聲后開始提前作好準備，從而把要傳達的旨令或是要運送的小件物品以最快的速度如接力賽般送往下一站。

　　這種忙碌而有序的景象，在古代中國乃司空見慣的日常景象，在驛站最多、驛路總里程最長的唐代，當時的許多詩人都把它寫進了自己的作品，從而以另一種更為生動的形式給我們留下了歷史的鮮活資料，如王維的“十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鞭”，岑參的“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趙嘏的“鳥�聲暖野棠春，鞍馬嘶風驛路塵”。

　　國家對驛站的管理，不僅只是在各地均勻地設(shè)置驛站，同時也用法律的方式，明確規(guī)定了驛站在傳送文書時的速度：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晝夜行程180里;緊急公文和物品，根據(jù)其緊急程度的不同，一晝夜行程從300里至最高500里均有。我們在讀一些歷史小說時，常看到所謂八百里加急文書之說。以一晝夜行程800里的速度來的就是最緊急的公文。但在唐朝，驛站還沒有這樣的速度，他們最快速度是日行500里。

　　在明確了楊貴妃時代人類速度的極限只能是每晝夜等于或小于500里，以及美人喜愛的荔枝只可能來自福建、兩廣和四川這幾個前提之后，我們現(xiàn)在可以通過估算的方式得出結(jié)論，即只有從距離長安最近的地方采摘下來的荔枝，才能由四蹄翻飛的驛馬在古老的驛路上風雨兼程，以便趕在這些精美而脆弱的果實香銷玉殞前，運抵位于帝國腹地的長安，贏得美人嫣然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