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詩是中國新詩園中的一枝奇葩。本文試圖勾勒出其不同時期作品的藝術技巧。縱觀其詩歌藝術技巧，從早期詩情的山洪暴發走向“三美”，直到技巧上的圓熟，徐志摩詩歌使用反復、比喻、反問、排比、象征、疊字等傳統手法和變形、含混、陌生化、移情、張力等現代手法，講求意境、音韻、節奏，格式的勻稱和整齊，為人們貢獻出了許多燴炙人口的佳作。同時，由于詩人所處的特定時代背景和布爾喬亞身份使他的作品在藝術技巧的錘煉上不免有瑕疵。對此，我們應客觀地評價和看待。

　　在中國現代詩歌文學史上，徐志摩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早在1933年，茅盾在《徐志摩論》中就指出：“我覺得新詩人中間志摩最可以注意，因為他的作品最足供我們研究。”[1]作為新月派的重鎮，其詩作可圈可點之處頗多，本文試圖勾勒出其不同時期作品的藝術技巧。

　　我們所熟悉的徐志摩的詩集有四本：《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前三本為詩人生前親自編寫，后一本為詩人罹難后他人編寫。由浙江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顧永棣編寫的《徐志摩詩全編》(1988年3月第2次印刷)除收錄了上述四本詩集外，還搜集了徐志摩在英留學期間的處女作、徐志摩散見于報刊、日記和文稿中的新舊詩作、徐志摩的舊體詩和譯詩，為我們提供了一份較為完整正確的徐志摩詩作資料，盡量客觀地反映了詩作的原貌，我們可以以此盡覽徐志摩不同時期的詩歌藝術技巧。

　　一、繽紛的花雨

　　徐志摩的詩歌創作生涯是從劍橋大學開始的。1921到1922年間，在狄更生的幫助下，徐志摩在劍橋大學的國王學院旁聽了一年的政治和經濟課程。正是在劍橋，徐志摩才真正開始寫詩。“在二十四歲以前我對于詩的興味遠不如我對于民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Hamilton!在二十四歲以前，詩，無論新舊，于我是完全沒有相干。”[2] “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3]集自然、愛和美于一身的康橋喚醒了久蟄于詩人體內的性靈，加之在康橋與林徽音的相識相戀和英國文學的浸染，從此他的思想就傾向于分行的抒寫了。

　　《草上的露珠兒》是迄今為止我們見到的徐志摩的最早的一首詩，寫于1921年11月23日。這首詩不僅表達了他當時的抱負和志趣，而且形象地傳達出他的詩緒洶涌的狀態，他開放創造的噴泉，放喉歌吟，他要做一名詩人了。“只有一個時期我的詩情真有些象是山洪暴發，不分方向的亂沖。那就是我最早寫詩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種偉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繽紛的花雨。我那時是絕無依傍，也不知顧慮，心頭有什么郁積，就付托底胡亂給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還顧得了什么美丑!”[4]這些早期的詩歌，總的是調子清新，情緒高揚，反映了“青春的呼喚，燃點著希望燦燦”[5]。在藝術技巧上較多使用反復、比喻、反問、排比、象征、疊字等傳統手法，講求音韻、節奏，格式的勻稱和整齊，在《草上的露珠兒》、《青年雜詠》、《情死》、《夏日田間即景》、《聽槐哥納樂劇》等詩中得到體現。但整體看來，大部分詩作是詩人山洪暴發的詩情，無章法可循，語言直白優美，但也有生澀牽強之處，反映了詩人處于一種對新詩的探索階段，直抒胸臆，在藝術風格上尚未定型，有自由體，新格律體，也有西洋詩體，甚至還有無標點詩。

　　《志摩的詩》是徐志摩自己編選的第一個詩集，大都是他1922—— 1924年之間回國后的作品。這個詩集的出版，使他名聲大振。在這本詩集中可以約略見出徐志摩在回國初年的生活思想狀況，詩的內容或是抒發理想和表現愛情的;或是暴露社會黑暗和表達對勞苦人民的同情的;或是探討生活哲理的和寫景抒情的。在詩的藝術技巧方面，詩人自謙“在這集子里初期的洶涌性雖已消減，但大部分還是情感的無關攔的泛濫，什么詩的藝術和技巧都談不到。”[6]那么，作為一名研究者，我們仍然可以從《雪花的快樂》、《沙揚娜拉》、《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為要尋一個明星》、《我有一個戀愛》、《她是睡著了》、《石虎胡同七號》等諸多名篇，還有值得一提的《先生!先生!》、《叫化活該》、《誰知道》、《蓋幾張油紙》、《太平景象》、《一條金色的光痕》等這些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篇什中可以看出詩人在不斷地磨煉其詩歌技巧。

　　《志摩的詩》中除傳統手法的運用外，更注重意境的營造，語象的豐富，情感的抒發含而不露，憤而不激，變形、含混、陌生化等在詩中均有體現。《雪花的快樂》一詩中詩人運用變形的現代手法把自己幻化為一只在半空中翩翩飛舞的執著樂觀地尋求愛與美的雪花，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沙揚娜拉》中含混的運用給我們留下想象的空間，那一低頭像水蓮花般嬌羞，分別時有蜜甜憂愁的日本女郎是情侶還是朋友?《落葉小唱》中語言的陌生化使我們很難分辨到底是落葉還是詩人心中的伊人。《太平景象》整首詩以人物語言構架，體現了詩人在技巧方面的大膽嘗試和創新。盡管有些作品被人詬病為洋味較濃，民族化不足，有的詩句顯得生澀和矯揉造作，在韻式和韻的運用上有不規整之處，這本詩集還是體現了徐志摩在摸索和試驗中不斷地顯露出他詩人的才華和詩歌的獨特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