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詩歌還頗為強烈地表現了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和控訴。在《無題》一詩里，于“黑夜的恐怖，悚骨的狼嗥”聲中，涌現出一個大無畏的“朝山人”的形象，他不懼一切的威脅，辟荊斬棘向前走去，他要“沖破這黑暗的冥兇，沖破一切的恐怖”，奔向那“想望的高峰”。這是詩人早期心境的鮮明寫照，從那光輝形象中映射出來的，正是青年徐志摩對黑暗現實的不滿，和對光明理想的虔誠追求。就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他很寫了些揭露軍閥統治給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的詩篇：《太平景象》痛斥軍閥混亂造成尸體遍野的慘象;《大帥》控訴軍閥軍官的殘酷;《梅雪爭春》對“三.一八”慘案中的犧牲者表示深沉的哀悼;《人變獸》揭示軍閥混亂摧毀農村的慘景。在《廬山石山工歌》里，他通過石工沉重的歌聲，表達了對人間不平的憤慨。這些作品組成了他詩歌創作中的最強音。

　　徐志摩還寫有憐憫窮苦人民的詩篇。1922年冬，他從英國回來后，曾住在家鄉“三不朽祠”里著作，一天晚上他發現寺里戲臺下有一群氣概，于是用好語撫慰，并送去藥品和食物，稱為“乞友”，和他們親切攀談。就在這時他寫了《叫化活該》等詩，表示了他對窮人的同情。徐志摩實際上是個地道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他一方面同情窮人的不幸遭遇，另一方面也歌頌富人的善心，以為富人的施舍，不啻是一道人間帶來的溫暖的陽光(《一條堇色的光痕》);他一方面憤怒地暴露封建軍閥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另一方面卻又柔腸寸斷地為末代皇帝被逐出皇宮而凄哀地悲吟(《殘詩》)。這種具有極大反差的情調，充分地揭露了徐志摩感情世界的兩面性。

　　徐志摩的一生是充滿曲折的，生活理想落空了，正式理想也破碎了，他的詩歌也傳達出這種充滿失落感的悲哀心聲。他的吟唱康橋的詩篇就典型地反映了這一感情傾向，從激情贊唱“汝為我精神依戀之鄉”到凄然淚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