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徐志摩在詩歌的語言藝術化、體式多樣化、結構韻律化和技藝純真化等方面所作的創造性努力，是其他中國詩人所不能替代的。徐志摩的詩是中國新詩由粗劣的語言到藝術的語言的轉折性標志。其詩歌三美具有不可替代的現代性意義。徐志摩對新詩發展理論的探索、對新格律詩創作的嘗試以及對新詩發展的影響不容忽視。徐志摩的詩創作是對“五四”新詩和新文學傳統的一種發展，并使之達到了一個相對成熟的水平。

　　一、對中國現代抒情詩的抒情主義的探索

　　張松建在《“抒情”診釋學》中提出了中國現代抒情詩學的三個結構。他認為“ 抒情主義” 是中國現代詩學的基本構造， 無論浪漫主義還是寫實土義， 無論純詩的鼓吹者還是大眾化詩歌的倡導者， 無不唯情是問， 以至于抒情主義被本質化和普遍化了。從“ 抒情主義” 到“ 反抒情主義” 再到“ 深度抒情” ， 建構了一種影響深遠的“ 抒情論釋學” ， 也構成了一個認識論上的正、反、合的辯證運動。

　　二十世紀中國的詩歌理論體系盡管存在著復雜的面向， 但是， 如何分配與協商情感、感覺、想象、經驗、語言等元素之間的關系、應該把何者作為批評尺度而為現代詩進行本質定位， 卻是一個核心的問題。周作人把抒情從修辭手法提升為詩學本體論：“ 新詩的手法， 我不很佩服白描， 也不喜歡嘮叨的敘事，不必說嘮叨的說理， 我只認抒情是詩的本分。”抒情主義塑造了中國現代詩的基本面向，郭沫若、新月派等浪漫主義者對抒情的推崇自不待言。

　　從兩個層面把握抒情主義的含義：第一，它是一種歷史性的文學事實， 它的生成和變化與一定的集團、民族、國家和歷史境遇有密切聯系;第二， 它是一種超越時間和地理限制的話語， 這樣一來， 它就失去了特定性內涵而變成了一個普泛化的抽象符號。

　　而在大眾化的抒情主義者那里， 詩歌不是一種孤立封閉的、白足白在的語言實體，也不是一種可以放任個人情緒的“ 幻想的秩序”，而是主體的一種社會行為， 一個重建個人與公眾世界之聯系的載體， 它吁請審美與政治、個人與大眾、詩歌寫作與日常生活展開更密切的對話。現代中國抒情詩學的整個歷程就是一部抒情主義不斷白我擴張、而反抒情土義和深度抒情進行抗辯的歷史， 斗爭的結果是， 抒情主義勝出， 化身為新的歷史土體， 參與了現代民族一國家的政治實踐與文化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