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對于《莊子·逍遙游》中的“大鵬”意蘊顯得尤為喜好。下文試圖以辛棄疾詞篇創作的時間先后順序為線索,探討其對于莊子筆下“大鵬”意蘊的繼承與闡發。

一
辛棄疾不僅以其壯聲英慨震動當時,而且也以其杰出的藝術成就別樹一幟,流緒揚波于千秋詞林。其詞風滿腔豪情,以如椽健筆,撫時感事,發風雷之音,抒磊落之懷,與當時很多南宋詞人“為云癡月倦之詞”更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辛棄疾在深入到具體創作時,為了能夠在有限的空間舒展出無限的意象,更是使用了豐富的典故,使其詞作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上都更上一階。辛棄疾博學多聞,用典信手拈來,觸處生春,經史子集無所不涉。他常在詞作中托古諷今,借助歷史人物與事件表現自己的苦悶和悲憤。他以文為詞,常借典故發表議論,融典議為一體。他用典做到了形式多樣,花樣翻新,使人目不暇接,在現存的六百余首稼軒詞中,幾乎篇篇用典。
又據方勇先生《莊子學史》一書考證,在歷代詞家之中,創作中運用《莊子》典故當屬而其中又以典出《逍遙辛棄疾最為廣泛[1],游》《齊物論》《秋水》三篇居多。以鄧廣銘[2]《稼軒詞編年箋注》為底本,筆者發現辛棄疾所用《逍遙游》中的典故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了大鵬這一形象之上。誠然,從單純的莊子學角度看,辛棄疾所用《莊子》典故這一特色出現得并不突兀,因為在北宋時諸如呂惠卿、王雱、陳景元、李士表等已撰有專門的莊子學著作,而王安石和蘇門文人集團又屢屢化用莊子典故,用來表達政見,發抒情感。但在詞作方面,能夠大量讓《莊子》典故中的形象為己所用的還當屬辛棄疾,而其中他最喜歡化用的則是莊子所塑造的大鵬形象。
根據《稼軒詞編年箋注》一書中詞作創作年代的排列可以發現,辛棄疾詞中大鵬形象及其相關內容大都出現在了其處江淮兩湖、帶湖以及瓢泉之時。而這一特點的原因我們從詞人的生活年譜中就可以一覓端倪。江淮兩湖時的作品起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迄于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在這十四年間,詞人經歷了多次由期望變為失望的過程,可謂是人生閱歷最為豐富的十幾年。這一時期內,辛棄疾筆下的“大鵬”呈現出一種怎樣的形態呢?據《稼軒詞編年箋注》,在詞人所有現存可考編年詞作中,首次用到大鵬形象的作品是《滿江紅》,其中直接化用的便是“鵬翼垂空,笑人世、蒼然無物。又還向、九重深處,玉階山立”一句[3],在這里,辛棄疾并沒有把大鵬形象整體搬入詞篇,只是取其“翼”一點。“鵬翼”即有垂天之大,更何況鵬之大呢!作者以此來比喻自己的雄心壯志,表明其宏偉之志向可與天爭高。而緊隨其后的“笑人世,蒼然無物”的詞句,更是進一步借大鵬看待人類及萬物的態度,表達了作者對自己不世之才的充分自信。辛棄疾認為,自己是一個可以扭轉當時中原被金人所占,而中土正宗的宋朝廷又偏安南方現況的國家棟梁。我們可以有這樣的理解是因為據辛棄疾自己的記錄,這一篇《滿江紅》是其在“建康史帥致道席上賦”。又《乾隆揚州志》卷二十八《人物門》載錄:“史正志,字志道,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丞相陳康伯薦于朝,除樞密院編修……高宗視師江上,車駕駐于建康,言三國六朝形勢與今日不同,要當無事則都錢塘,有事則幸建康。詔下議,從之。”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這篇詞當是辛棄疾剛剛“奉表南歸”之時所作,而此時的辛棄疾也不過二十有三,正是風華
本文來源:http://www.nvnqwx.com/wenxue/xinqiji/18753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