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與小個體之間，有著同頻共振的命運關聯。置身于大時代的洪流中，每個人也將迎來屬于自己的時代。

　　元社會，激活多樣人生

　　文明的進程，總是涓滴而成。個人生活的悄然改觀、群體心態的微妙轉變、社會觀念的蛻變更迭，共同匯聚成當下中國最為豐富的文明圖景。“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到，未來五年，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要顯著提高。

　　行將遠去的一年，有哪些變化值得銘刻、哪些心態期待理順，又有哪些狀態需要調整、哪些生態亟須凈化?從今天起，本版將推出系列部評，聚焦社會、文化、生活領域，梳理個體狀態與群體心態，掃描時代變革與社會進程，在透視熱點中回顧2015，展望“現代中國”的前行之路。

　　改革需要以人民生活提升為尺度、以個人夢想實現為參照，才能找準價值指向，獲得恒久動力

　　即將過去的2015年，中國大地的無數個角落，和無數人的生活世界，悄然發生了改變。從春天那封“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最具情懷”辭職信，到冬天的烏鎮、一個被科技改變的“互聯網小鎮”;從引來世界目光的中國“創客”，到重塑人們日常生活的“互聯網+”，人們正在見證一個日益多元的社會，并用行動選擇自己的別樣人生。這背后，正是中國改革帶來的活力與變化。

　　30多年前，當中國社會剛剛變革的時候，工程技術員柳傳志從報紙上敏銳感覺到，時代發生了改換，自己的命運也將迎來變遷。后來的一切，證明了柳傳志們的判斷。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置身于改革的洪流中，人們擁有了不一樣的人生。“十三五”規劃建議中，“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的宣示，為普通人標注出這樣的未來：有更多獲得感、更多人生選擇的生活，將是中國改革的目標之一，也是我們即將進入的發展新階段最激動人心的愿景。

　　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群眾的獲得感早已不只是吃得更好、穿得更體面，更在于為人生留下夢想的位置。沒有夢想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人生。2015年，不少人選擇了辭職。與以往“現實利益型”的辭職不一樣的是，不少人是“理想驅動型”的辭職。在社交媒體上廣為傳播的一封辭職信中，湖北某法院的一位常務副院長表示，“生命就要向著夢的方向”，于是辭職北上，當了“夢寐以求”的律師。對個體而言，有選擇的人生，難道不是更值得過的人生嗎?

　　“操其要于上，而分其詳于下”。大時代與小個體之間，有著同頻共振的命運關聯，而個人的機遇，常蘊藏于國家的制度變革中。2015年，在北京、上海等地，很多商業寫字樓供不應求，原因在于，許多“互聯網+”企業和創意產業，看到了國家“創新驅動”背后的巨大商機。正是頂層設計釋放出的民間活力，被民眾稱為“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寬容的改革精神，引領著中國改革不斷向前。今天的簡政放權，再次以“允許允許再允許”的姿態，堅決清除攔在普通人前面的權力路障。過去的這一年，“公章旅行”大為縮短，“奇葩證明”漸漸淡出，或許多年之后，它們會被當做中國改革的一段掌故講給后人。

　　回顧中國發展歷程會發現，群眾的獲得感和改革休戚與共。正是人民群眾對多彩人生的向往和追求，最終匯成了國家發展的洪流。也正是這股勢不可擋的洪流，沖決著一切利益藩籬和體制積弊，推動著改革不斷走向縱深。如果說，過去的2015，人們對優質出行的渴望、對更好環境的期待、對孩子受到更好教育的盼望，推動了從出租車改革到“最嚴環保法”再到教育改革的前行之路，那么接下來，還有不少改革的難點和痛點在等待紓解。大學生創業，可不可以少一些審批核準、多一些關心和幫助?企業辦理手續，能不能少幾道關卡、多一些便利?改革以人民生活提升為尺度、以個人夢想實現為參照，才能找準價值指向，獲得恒久動力。

　　“永遠不會關上”的開放大門，讓中國前所未有地“嵌入”了世界，也讓無數國人擁有了“世界公民”的姿態。2015年，從共商共建共享“一帶一路”的宏大構想，到推動中國和中東歐國家“16+1合作”，中國參與世界治理的具體舉措，正具象地化為上海、天津等港口穿梭如織的海運船舶，化為北京中關村、浙江杭州等產業園中年輕人的匆忙腳步……而來往于中國和非洲之間的工程建設者、參加海外維和的共和國軍人，遠赴歐美的留學生、進行海外貿易的商人，也將“開放中國”演繹為自己精彩紛呈的日常生活，并以“文明擔綱者”的身份，在海外詮釋著中國的國家形象。

　　中國傳統史學家用“風”和“勢”來觀察時代變遷，稱為“察勢觀風”。借用這個概念不難看到，中國30多年來的改革之勢與變革之風，既自上而來，也自地面而起，交相激蕩，始有變革。在“頂層設計”的謀劃之下，無數人的日常生活發生了改變;在獲得感的激蕩下，億萬人民也必將成就中國發展的風與勢。

　　全面發展，紓解群體焦慮

　　改革的每一次突破，都會給迷茫中的人們以撫慰、給焦慮中的人們以信心

　　年初，一位博士的《回鄉日記》刷遍網絡，“融不進的城市回不去的故鄉”，一聲長嘆，擊中多少心緒。人們感慨，這是一個國家高速發展中的“生長之痛”，不可避免。不過，改變似乎比人們想象的快。年底，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釋放積極信號，2016年1月1日實施的居住證暫行條例，將讓更多異鄉人在城市里找到歸屬。

　　這是2015我們時代我們生活的一個典型場景。這一年，馬航失聯的親友還在牽腸掛肚，巴黎暴恐的槍聲讓孩子想要逃離，人們意識到，這世界與己無關的事越來越少。這一年，經濟低迷、地緣動蕩、文明摩擦，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感，“壓力山大”依然存在，焦躁不安還在彌漫，但人們也發現：除了個體內部的自我調適與化解外，對整個社會群體來說，改革的獲得感，是撫平情緒、紓解焦慮的最好鎮靜劑;以人為本的價值指向，才能讓信心耐心在人們內心不斷生長;國家富強與全面小康，才能使老百姓多一點“穩穩的幸福”。

　　焦慮是一種時代病。美國的研究機構數據表明，1980年，有2%—4%的人患過焦慮障礙;1994年，這一比例達15%;而到2005年，上升為28.8%。全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焦慮，對中國人來說，這種群體性焦慮更為突出。一個世紀前，世界還定義中國人是“漠視時間的人”，現在，則發現中國人甚至成了“最急躁最沒有耐性的地球人”。“手機在響，電話在催;最愛‘快進’，狂點‘刷新’;做事最好名利雙收，理財最好一夜暴富”，外國記者筆下中國人的焦慮生活，其實包含著復雜成因：我們用30多年的時間走完了歐美百余年的進程，這背后，有時不我待的奮起趕超、人民對更好生活的夢寐以求，但滯后的社會結構、轉型的劇烈碰撞，加大了社會關系中的不平感、焦慮感和緊張感。

　　“中國人面臨的問題正是歐洲人夢寐以求的”，法國《費加羅報》的這篇社論標題，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觀察視角。正如他們所說，“快速”讓許多中國人產生困惑與焦慮，但對于為“失速”而擔憂的西方國家來說，卻是一種可望不可即的發展動力。

　　事實上，2015的中國，對接社會焦慮，國家的發展和改革的推進都在調快指針。從年初“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推出，到年末“五大發展理念”的確立;從“對準焦距，找準穴位，擊中要害，推出一批能叫得響、立得住、群眾認可的硬招實招”，到“使改革更加精準地對接發展所需、基層所盼、民心所向，更好造福群眾”;從打響脫貧攻堅戰，到向污染霧霾宣戰;從毫不手軟地“打虎拍蠅”，到確保“民生之本”就業創下新高，正是這些發展理念、價值指向，讓改革有了含金量，使群眾有了獲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