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與作者》以作者和讀者關系的爭論開篇，引出作者對文學創作的探討。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明白文藝復興運動對文學的影響，可以明白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在文學上的不同貢獻和地位。

　　關于讀者與作者之爭由來于久，有的人認為作者就應該遷就讀者，沒有讀者的作者就是失敗的作者，不被人認可的作品是失敗的作品;也有人認為作者就應該是寫自己的東西，沒有必要去逢迎讀者。就讀者與作者的關系，我想整理下世界文化的發展史，期望能清理出其間的關系。

　　世界上是先有讀者還是先有作者?這個問題比先有雞還是先有蛋要好回答的多。自然是先有作者，有了作者，出了作品，然后才會有讀者去閱讀。

　　作者，從事創作的人。

　　在這里我們單指從事文字創作的人，讓我們來看一看在世界的變遷中，那些在文化浪花中起伏的作者和如潮水般的讀者是如何選擇與抉擇的。

　　如果說起文化，人們最先能想到的就是歐洲的“文藝復興”。那我們先從“文藝復興”說起。歐洲的“文藝復興”一般的說法是起源于佛羅倫啥，也就是萊昂拉多·達·芬奇呆的地方，達·芬奇對繪畫上的影響無人能及，首開透視法，對未來的畫壇的影響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和達·芬奇一樣，當時也有一個人對后世的文化也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他叫塞萬提斯。

　　為什么說是塞萬提斯而不是莎士比亞?因為我們說的是文化的發展而不是對文化的貢獻，當然莎士比亞也很重要，但讓我們先從塞萬提斯說起。

　　用現在的話說，塞萬提斯寫小說的那段時期，是他混得非常不好的時期，因為當時主流的文化是騎士小說，上層社會主要的文化大多也是來著類似戲劇，對此塞萬提斯對那些浮夸、虛假的創作嗤之以鼻，尤其是對洛佩·德·韋尤其不屑，但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成功，傳說塞萬提斯曾想在戲劇上和他正面交鋒的，可結果卻以失敗收場。

　　后來塞萬提斯寫了《唐吉可德》，我想如果塞萬提斯能穿越到現代一定會大笑三聲。

　　這是后世對塞萬提斯的評價：塞萬提斯的作品是相當獨特的。他通過嘲弄性地模仿已經開始衰退的文學潮流，例如騎士小說，來創造出另一種富有生氣的小說類型——復調小說。這種小說憑借一種“虛構之外的游戲”摻雜了宇宙觀與世界觀，甚至復雜地與現實混合在一起。在當時，英雄史詩也可以采用散文的形式，他略帶嘲諷地以對洛佩·德·韋加的戲劇中經典人物的修改，創造了現實主義的準則，并將其推廣到歐洲，其在整個歐洲的追隨者比在西班牙本地要多得多。整個十九世紀的現實小說都被他這位“教師”所影響。

　　對于塞萬提斯，我這樣的小作者是十分欽佩的。試想在那樣一個騎士小說模式盛行的年代，寫出一部諷刺潮流的東西，實在是不容易，還好是在衰退期，如果要是提前幾年的話，那恐怕我們就看不到《唐吉可德》了。

　　說起騎士小說，我倒有幸看過一部，不過時間太久記不得了，大意就是說一個騎士不斷得和惡人、惡勢力、惡龍征戰，最后贏得了公主或某一貴族姐兒的故事。整部小說充滿了自說自話的“正義”和對虛榮的向往。說起來倒是和現在粗制濫造的網絡小說有些相似。

　　騎士小說為什么會盛行，究其原因，大概是因為當時中世紀剛過，宗教在人們心中舊的地位已經倒塌，新的地位還沒有建立起來，而騎士小說所宣揚的那貌似的“美德”就找到了宣泄的市場。這其實與作者和讀者的選擇關系并不大，在外部環境上人們需要這種精神上的虛榮滿足，而作者又局限于當時的環境和思想，能寫出騎士小說滿足于大眾，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在思想匱乏時期無論寫出什么樣的幻想小說，其實都能賣出去的，這無關乎作者也無關乎讀者，這不過是人們能夠找到的、一個簡單的、直接的集體幻境罷了。

　　不過塞萬提斯的出現卻打破了這個幻境，文學界開始了分化，現實主義開始盛行。

　　說到文學界，不得不提一位偉大的文學巨匠——莎士比亞，莎士比亞的戲劇在當時是上流社會文化傳播的主要方式。他更注重人物的內心，對人物抉擇時的內心刻畫尤為精準，17世紀，同時代人執劇壇牛耳的本·瓊生稱譽莎士比亞是“時代的靈魂”，說他“不屬于一個時代而屬于千秋萬代”。17、18世紀的英國古典主義者德萊登認為“莎士比亞有一顆通天之心，能夠了解一切人物和激情。”

　　莎士比亞在戲劇以及文學上的成就無人能及，但，我們轉折一下，試想下，如果當時《王子復仇記》以文本形式而非戲劇面世那會如何?我想這很可能和塞萬提斯拍戲劇一樣，估計得慘淡收場。

　　試想下，當時受到生產力的制約，中下層社會的人們哪有那么多時間和閑情去欣賞、去糾結那個不知名王子的生存還是死亡?倒是塞萬提斯的說的那個提著長矛去單挑風車的家伙更能引起共鳴。

　　如果塞萬提斯能知道他和最偉大的劇作家莎士比亞逝于同一天，不知會作何感想。

　　作品的受眾取決于環境和人們的欣賞水平、思維廣度，當然好的作品一定會發光的，無論何時。

　　如果說塞萬提斯是當時中下層文化的體現，那莎士比亞代表的就是上層社會的文化氛圍。這兩種文化隨著時間的推移，相互的感染和融合，到了十八世紀，隨著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便又催生出了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

　　十八世紀的歐洲，在整個人類的文明發展史上留下了非常濃重的一筆，縱觀人類文明史，十八世紀的歐洲是最輝煌、最燦爛、最迷醉，也是最迷茫的時期。隨著思潮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各種學說猶如百花齊放，一時間眾說紛紜，各種聲音紛至沓來，讓人震耳發聵。最終在熱血和激情下十八世紀的歐洲迎來影響世界的變革——法國大革命。

　　在變革之前，文學家多以思想家面目出現，文學作品只是表達思想的一種輔助手段，但仍有不能忽視的成就。法國啟蒙文學在17世紀后期費奈龍的作品中已有萌芽。18世紀現實主義作家勒薩日(1668—1747)的代表作《吉爾·布拉斯》(1715—1735)以流浪漢小說的手法和辛辣的諷刺，通過吉爾·布拉斯的經歷，展示了法國乃至西歐封建制度瓦解，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廣闊社會畫面，為法國啟蒙文學吹響了號角。隨后出現了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博馬舍等著名作家。

　　可以想象因為啟蒙運動的出現，當時的歐洲呈現出一種知識爆炸的狀態，文學成了表露思想的手段，因為它更通俗、更直接，就像浪潮，每個人都在浪潮之中，每個人都在述說自己的思想，當時是根本不會有風花雪月的空間的，也不會有人去寫那些看起來華麗甜膩的文章，時代的背景推動著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