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的變通，實際上指的就是工作的靈活性;不會變通，大多指的是工作的原則性強。原則性和靈活性，在工作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生活中，我是一個比較硬的人，因此，也有人說我不懂得變通。然而，實際上在工作中，我卻是比較喜歡變通，特別反對哪些生搬硬套的工作方法。

　　我是一個凡事喜歡比較講“公平合理”的人，而特權者往往最反對的就是“公平合理”，這就是矛盾，這就是不可調和的矛盾。我知道，這才是我與現實社會最不合拍的點，并非我不懂得“變通”，而是我變通的點沒適合社會。

　　事實上，在工作中，我是非常喜歡變通和愿意變通的一個人。原先管個體戶我也喜歡變通，我一向認為只要是為了工作，不是為自己謀私利，我就不怕變通。當然，這種變通只是為簡化自己的工作需要。

　　后來，我遇到機會搞點業務，主要從事風險企業的“注銷評估”工作。什么是風險企業注銷，他們為什么開一兩年就注銷，不用我講同行們也都知道，我在此就不說破。

　　很多縣為了化解政策給稅務人員本身風險，很多縣都是采用“會計中介”出報告的方式注銷。而我們縣一直采用稅務部門出示“注銷評估”報告的方式。

　　“注銷評估”總要補點稅。哪以什么為依據，以事實嗎?以稅法嗎?大家知道肯定是行不通。因此，我提出了補“納稅人超額風險收益”的觀點。也就是我無數次講的，重點打擊“超額替代性開票”“超低稅負開票”。他們征管環節為什么能做到兩個“雙超”，相信我不說大家也非常清楚。

　　所以我開玩話說，風險評估工作用通熟的話講，就是與特殊納稅人斗爭的工作，將他們多賺的風險錢再收進一部份入國庫，也就是不合理的風險收益追繳一部份進國庫。進了口袋的錢，誰愿意再拿出去，所以叫斗爭。話操理不操，這就是政策上變通。

　　除了政策上講變通外，這些年，我還特殊強調一個變通，這個變通就是邏輯。我無數次開玩笑說，只要能邏輯上講得通就行。在平時評估工作和打虛打騙工作期間，我爭論過幾次關于“虛開專用發票”的問題。我說，銷項虛開是非常難取證，而且邏輯上也能講得通。

　　以某中草簡單加工企業虛開為例，本地沒人參等，但可以解釋說，我從東北購進“中藥材”沒取得發票，我開銷項“專用發票”有何不可。但進項農產品收購發票虛開，納稅人就說不通。你一個本地藥農能生產出“十幾個中藥材”，尤其是東北哪邊才能生長的中藥村。這是一個邏輯。

　　還有一個計算“補稅”邏輯。這是我與幾個業務骨干辯論過多次的問題。以上次參加打虛打騙工作為例，我是第一次接觸稽查，可以講對稽查業務一無所知。這次檢查前，我也寫了一篇隨筆，文中我給自己的定位也就是“只做事，凡事領導決定”。然后在案件移送階段。

　　進項虛開確認的情況下，在計算“補稅”問題時，我就從邏輯上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當他們不但計算踢除“進項補稅”，同時，還計算“進項”不能列成本，并計算應補所得稅時。記得我當時說了一句：“既然是進項(棉花或中草藥)”不存在”。也就是這筆業務成本列支并不存在。就只能與涉嫌為自己虛開移送。

　　涉嫌虛開移送，哪就不存在所謂補繳增值稅和所得稅問題。而且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和第三十九條。如由稅部門處理，就應該適用：虛開一萬元以上，沒收非法所得，稅務部門有權處5-50萬罰款。

　　如準備移送司法部門，所謂“虛開一萬元以上，沒收非法所得，稅務部門有權處5-50萬罰款”就是一名空話，也就是準備材料數據移送就是，至少公安部門如何處理，你前面的任何計算都是無效。這就是我對于虛開問題的第二個邏輯。

　　我不喜歡生搬硬套套法規，對業務我只學點原理。我工作中最看重邏輯性。這就是所謂，條條道路通羅馬，別人能發現的問題，我發現不了，而我用邏輯思考的問題，別人可能沒想到。

　　說實話，我這個人業務既不精也不強。就好比我喜歡寫文章，我的文字功底很差，但我就是喜歡寫。說不定，很多文字功底好的，寫的文章還沒有我快。我寫文章都一是一口氣完成。

　　我每年都會試試自己的文字水平，每年都會向井報投兩篇“文學性文字”稿，可搞了幾年，到目前還沒刊登過一篇。當然，我投稿只是證明自已是否真達到刊登水準。

　　拓展閱讀：規則與變通

　　“一個足夠的規范性行為模式的框架，是社會關系能夠獲得必要存續期限與穩定的前提，也是人類能夠在團體、組織和國家中和平共處與協作的前提。另一方面，規范的結構具備一個與生俱來的特有的硬度。那些通過這一硬度所賦予的穩定性與安全性，是以墨守成規、規則的僵化以及對新情況缺乏適應能力為代價換取的。” ——托馬斯·萊塞爾

　　這是今天上午我讀《法律社會學導論》時看到的的一句話。而看到這句話的同時，我突然想到了前兩天聽說的一件事。某大學某學院博士研究生招生的網站上，有考生留言。該考生初試英語考了41分，兩門專業課也十分不理想，但他在強烈的表達了自己如何愛這個專業之后，說，我相信名校的著名院系將靈活的錄取學生我肯定是中了職業病，否則不會在聽說這件事之后的第一時間說了一句：“難怪中國的法治進程推進如此困難，一個已經要攻讀博士學位的人居然都對規則如此的漠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