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專注于市場經濟條件下或者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問題，因此，一些中國經濟學者為了接近諾貝爾經濟學獎，模仿西方經濟學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以此來“融入”西方經濟學體系之中。

　　上個月，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再度引發國人熱議。有人不解，中國這些年經濟發展突飛猛進，背后必然有強大的經濟學理論支撐，為何中國人卻拿不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有人不屑，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過爾爾，不必過于遺憾或期待。對這個獎項乃至經濟學發展給予此等關注的不只是中國，還有同樣沒獲獎的日本等很多國家。因此，有必要發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與失之問。

　　得：西方經濟學的最高獎

　　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于1969年。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成立300周年之際，時任行長普爾·艾斯布林克倡議在已有的諾貝爾獎項中增設經濟學獎。隨后，瑞典皇家科學院成立了由5到8名成員組成的評委會，對每年從世界各地收到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名單進行資格確認、初選、復選，最終評選結果在當年10月公布。

　　從1969年到2016年共頒發了48屆諾貝爾經濟學獎。作為對經濟學發展階段性成就的一個肯定，作為對經濟學運用數學等自然科學工具進行探索并且形成一套接近自然科學的研究范式的一種鼓勵，諾貝爾經濟學獎以它特有的標準記錄了經濟學發展路線，也引導了經濟學研究方向。

　　從獲獎成果看，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授予了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這些研究大都基于個人主義方法論的哲學思維(從“理性經濟人”假設出發，根據個體行為分析社會現象)，基本都運用了數學分析工具。如1988年的獲獎成果是關于市場平衡和有效使用資源的數學公式。

　　1997年的獲獎成果是“期權定值公式”。2005年的獲獎成果是運用博弈論推進人們對沖突與合作的理解。2011年的獲獎成果是使用計量經濟學新方法分析經濟政策給經濟運行帶來的變化。2013年的獲獎成果是金融市場中資產定價研究的新方法。在這一獎項的引導下，經濟學發展逐漸集中在西方主流經濟學領域，研究方法推崇定量化、數量化，對社會現象的分析方式也都是從個體行為出發。

　　有人認為這種相對單一的經濟學發展路線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經濟學的統一，提高了經濟理論研究的精確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使人們對經濟現象的認識和判斷更加有根據。但也有很多人持不同看法。

　　總體上看，諾貝爾經濟學獎推動了西方經濟學的快速發展。40多年來，這一獎項表彰了西方經濟學的諸多重要研究成果，也實現了它自身的價值——西方經濟學的最高獎。

　　例如，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宣布之時，恰逢世界股票市場暴跌，而獲獎人正是一直與里根政府的經濟政策唱反調、主張政府必須有效干預市場經濟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羅伯特·索洛。經濟學界人士稱之為“適時的褒獎”，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長理論也成為西方現代增長理論的基石。

　　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芒德爾建立的開放型經濟下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則成為國際宏觀經濟學教學的基礎課。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普利斯頓大學教授安格斯·迪頓對于消費、貧窮與社會福利的研究被認為推動了現代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以及發展經濟學的轉型。

　　失：三種色彩凸顯其局限性和不足

　　經濟學是建立在經濟實踐基礎上的用于解釋經濟現象、預測經濟趨勢、提供決策依據的理論。經濟實踐是豐富多彩的，經濟學也必然是豐富多彩的。西方經濟學的譜系再宏大，也不是經濟學的全部。

　　更何況，西方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危機面前屢屢受挫，已經證明了其理論具有缺陷。那么，作為西方經濟學最高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必然帶有與生俱來的局限性和不足，突出表現為三大色彩。

　　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經濟學帝國主義”色彩。主要有兩個突出表現：一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對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滲透、沖擊。例如，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加里·貝克爾為代表的學者使用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侵入”傳統的社會學、法學等學科研究領域。

　　也有一些其他學科的學者主動借鑒和運用西方經濟學方法，雖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理性經濟人”的模型也沖擊甚至危害了這些學科原本的價值體系。二是經濟史、經濟思想史、制度經濟學等被邊緣化，經濟思想史等專業甚至被西方一些大學的經濟系淘汰。

　　經濟學的美國色彩。諾貝爾經濟學獎幾乎被美國學者、美國科研機構以及美國關注的研究主題所壟斷。在78名獲獎者中，美國學者有56人，其他獲獎者也主要來自西方發達國家。

　　從獲獎者所在大學或機構來看，絕大多數集中在美國。這把美國推上了世界的經濟學研究“高地”，而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研究和經濟學者被大大邊緣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