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怦然令我心跳的，是他已活了七百六十歲。七個多世紀，一個不朽的生命，從南宋跨元、明、清、民國昂昂而來，并將踏著無窮的歲月凜凜而去。他生于公元１２３６年。當他生時，“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臨安朝廷，已經危在旦夕，人們指望他能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然而，畢竟“獨柱擎天力弗支”，終其一生，他沒能，也無法延續趙宋王朝的社稷。他就在四十七歲那年化作啼鵑去了。當他死時，不，當他走向永生，九州百姓的精神疆域，陡地豎起了又一根立柱，雖共工也觸不倒的擎天玉柱。

　　他是狀元出身，筆力當然雄健，生平留下的煌煌筆墨，正不知有凡幾。只是，真正配得上他七百六十歲生命的，則首推他在零丁洋上的浩歌。那是公元１２７９年，農歷正月，他已兵敗被俘，恰值英雄末路，在元軍的押解下，云愁霧慘地顛簸在崖山海面。如墨的海浪呵，你傾翻了宋朝的龍廷，你噬碎了孤臣的赤心。此一去，“百年落落生涯盡，萬里遙遙行役苦。”“以身殉道不茍生，道在光明照千古。”無一絲一毫的張惶，在這生與死的關頭，他坦然選擇了與國家民族共存亡。但見，一腔忠烈，由胸中長嘯而出，落紙，化作了黃鐘大呂的絕響。這就是那首光射千古的七律《過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假如文天祥在這時候就死去，結局又會怎樣？毫無疑問，他是可以永生的了。南宋遺民清楚這一點。所以，他的戰友，廬陵人王炎午，才在他被押往北方的途中，張貼了數十份《生祭文丞相文》，疾呼：“大丞相可死矣！”敦促他舍身取義，保全大節。他自己又何嘗不明白這一點。因此，一路上才又是服毒，又是絕食，自謂“惟可死，不可生”。然而，且慢―――打量歷史，我們只能作這般理解―――日月還要從他的生命攝取更多的光華；社會還要從他的精神吸收更多鈣質；盤古氏留下的那柄板斧，需要新的磨刀石；長江和黃河，渴求更壯美的音符。一句話，他的使命還沒有結束。于是，同年１０月，他就在一種求死不得、欲逃又不能的狀態下抵達元大都燕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