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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下面的文字，完成4—6題。

　　自然天成汪曾祺李輝認識汪曾祺先生很早，應該是30年前我剛到北京工作后不久。我保存有他的一份手稿，《（朱光潛先生二三事）是一篇好文章》，大約寫于1986年，算算也有26年了。

　　當時，我在《北京晚報》編輯副刊，發表了一位老中壓耿鑒庭先生的文章《朱光潛先生二三事》，汪曾祺讀后，極為欣賞，很快給我寄來他的讀后感。一見手稿，蹙不釋手。他寫得講究，清新、淡雅，如山溪自然天成，潺潺流淌，攜兩岸野草山花芬芳氣息，少有煙火味。文字略有修改，卻處理得干凈利落，絲毫不減文稿整體美感。

　　因標題字數太多，記得發表前，與之商量，他同意改為“一篇好文章”。為何對一篇界外人士的文章如此關注，極力推薦？應是在他看來，其文體現了他所推崇的文學觀。汪曾祺作文，歷來追求自然天成的境界，不張揚恣意，不故作姿態。他在《一篇好文章》中這樣說：“這篇文章的好處是沒有作家氣。耿先生寫得很自然，很親切，不矜持作態。耿先生沒有想在文章中表現自己（青年作家往往竭力想在作品里表現自己的個性，使人讀了不大舒服），但是從字里行間可以看出耿先生的人品，謙虛，富人情，而有修養。”

　　富人情，有修養，這其實是汪曾祺從恩師沈從文那里承繼的一種美學意義上的為人之道、作文乏道。在沈從文與汪曾祺的作品中，我們讀得出文人氣息的恬淡、悠遠境界。這一境界，其實并非故作高深，而是基于信奉一種藝術需要節制的文學觀。汪曾祺說：“有感情而不外露，乃真有感情。這篇文章的另一個好處是完全沒有感傷主義——感傷主義即沒有那幺多感情卻裝得很有感情。”在這一點上，汪曾祺可說是當年“京派文人”最好的傳人。尤其是在“文革”之后，因參與樣板戲《沙家浜》等劇的創作，他經歷了大起大落的人生波折，對從事文學創作之初的體驗有了更深的理解。他重新回歸自己所推崇的藝術本真，在適應寂寞、享受恬淡之中，走進最后的創作高峰。

　　后來，我與汪曾祺的來往就多了。去他的蒲黃榆家中，和他聊天，看他揮毫寫字繪畫。我曾專門請他講沈從文，講蕭乾，講西南聯大的往事，并專門整理一篇《聽汪曾祺談沈從文》。1990年，我為一家出版社策劃出版一套世界名人畫傳，約請一批名家撰稿，我特地請他寫《釋迦牟尼傳》，他雖勉為其難，最終還是應允，寫出幾萬字的佛祖故事。后來，我頗覺得此舉過于唐突，干擾了他的創作習慣，一直為之內疚。

　　1993年，我主編“金薔薇隨筆文叢”二十種，請他加監，他鳊選一本，題曰《榆樹村雜記》，取居住的蒲黃榆之義。我為此書寫一點評：“酒至微醺狀態，他會變得尤為可愛，散淡與幽默天然合成。他的文章從不雕琢，如清風一樣輕盈飄逸，讀起來更讓人陶醉。他不僅僅表現出一個小說家的才能，用爐火純青的白描，描繪人與景；他也是一個學問家，散淡的文字背后，撲面而來的是濃郁的文化氣息。”

　　最后一次見到汪曾祺，是在1996年冬天。他的老友黃永玉先生旅居香港十年后苛次返京，幾位熱心人在東三環長虹橋附近的德式餐廳“豪夫門啤酒”舉辦兩次大型聚會，其中一次由黃永玉開列名單，請來許多老朋友，其中包括汪曾祺。

　　那天，我與汪曾祺同桌。他的臉色看上去比不久前更黑，想是酒多傷肝的緣故。每次聚會，他最喜飲酒，白酒或黃酒，酒過三巡，興致愈高，滿臉可愛。那天只有啤酒，他喝得不多，興致似也不太高。參加聚會的多是美術界人士，汪曾祺偶爾站起來與人寒暄幾句，大多時間則是安靜地坐在那里。

　　不久，便傳來他去世的噩耗。他走得太早，還不到80歲，本可以寫出更多作品。一肚子的故事，揮灑不盡的見識，他人如何學也學不來的文字功夫，他把這些都帶走了。多可惜，他連一本完整的回憶錄都沒留下。

　　（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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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我喜歡看這部雜記里的文章，質樸的語言，平和的心態，以及時時透出的天真和風趣，讓我在輕松愉悅中受益。認識到作文可以質樸如斯：少雕琢，無賣弄，不做作，平白如話。（田娟華《作文可以質樸如斯——讀汪曾祺（榆樹村雜記）》）

　　②靜，是一種氣質，也是一種修養。心浮氣躁是成不了大氣候的。我很欣賞宋儒的詩“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唯靜，才能觀照萬物，對人間生活充滿盎然的興致。世界是喧鬧的，我們無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辦法是鬧中取靜。（汪曾祺《無事此靜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