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異秉》原文】

　　王二是這條街的人看著他發達起來的。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他就在保全堂藥店廊檐下擺一個熏燒攤子。“熏燒”就是鹵味。他下午來，上午在家里。

　　他家在后街瀕河的高坡上，四面不挨人家。房子很舊了，碎磚墻，草頂泥地，倒是不仄逼，也很干凈，夏天很涼快。一共三間。正中是堂屋，在“天地君親師”的下面便是一具石磨。一邊是廚房，也就是作坊。一邊是臥房，住著王二的一家。他上無父母，嫡親的只有四口人，一個媳婦，一兒一女。這家總是那么安靜，從外面聽不到什么聲音。后街的人家總是吵吵鬧鬧的。男人揪著頭發打老婆，女人拿火叉打孩子，老太婆用菜刀剁著砧板詛咒偷了她的下蛋雞的賊。王家從來沒有這些聲音。他們家起得很早。天不亮王二就起來備料，然后就燒煮。他媳婦梳好頭就推磨磨豆腐。——王二的熏燒攤每天要賣出很多回鹵豆腐干，這豆腐干是自家做的。磨得了豆腐，就幫王二燒火。火光照得她的圓盤臉紅紅的。(附近的空氣里彌漫著王二家飄出的五香味。)后來王二喂了一頭小毛驢，她就不用圍著磨盤轉了，只要把小驢牽上磨，不時往磨眼里倒半碗豆子，注一點水就行了。省出時間，好做針線。一家四口，大裁小剪，很費功夫。兩個孩子，大兒子長得像媽，圓乎乎的臉，兩個眼睛笑起來一道縫。小女兒像父親，瘦長臉，眼睛挺大。

　　兒子念了幾年私塾，能記帳了，就不念了。他一天就是牽了小驢去飲，放它到草地上去打滾。到大了一點，就幫父親洗料備料做生意，放驢的差事就歸了妹妹了。

　　每天下午，在上學的孩子放學，人家淘晚飯米的時候，他就來擺他的攤子。他為什么選中保全堂來擺他的攤子呢?是因為這地點好，東街西街和附近幾條巷子到這里都不遠;因為保全堂的廊檐寬，柜臺到鋪門有相當的余地;還是因為這是一家藥店，藥店到晚上生意就比較清淡，——很少人晚上上藥鋪抓藥的，他擺個攤子礙不著人家的買賣，都說不清。當初還一定是請人向藥店的東家說了好話，親自登門叩謝過的。反正，有年頭了。他的的攤子的全副“生財”——這地方把做買賣的用具叫做“生財”，就寄放在藥店店堂的后面過道里，挨墻放著，上面就是懸在二梁上的趙公元帥的神龕，這些“生財”包括兩塊長板，兩條三條腿的高板凳(這種高凳一邊兩條腿，在兩頭;一邊一條腿在當中)，以及好幾個一面裝了玻璃的匣子。他把板凳支好，長板放平，玻璃匣子排開。這些玻璃匣子里裝的是黑瓜子、白瓜子、鹽炒豌豆、油炸豌豆、蘭花豆、五香花生米、長板的一頭擺開“熏燒”。“熏燒”除回鹵豆腐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豬頭肉。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極少紅燒、清燉，只是到熏燒攤子去買。這種牛肉是五香加鹽煮好，外面染了通紅的紅曲，一大塊一大塊的堆在那里。買多少，現切，放在送過來的盤子里，抓一把青蒜，澆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這個縣里特有的。用一個三寸來長直徑寸半的蒲包，里面襯上豆腐皮，塞滿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攔腰用一道麻繩系緊，成一個葫蘆形。煮熟以后，倒出來，也是一個帶有蒲包印跡的葫蘆。切成片，很香。豬頭肉則分門別類的賣，拱嘴、耳朵、臉子，——臉子有個專門名詞，叫“大肥”。要什么，切什么。到了上燈以后，王二的生意就到了高潮。只見他拿了刀不停地切，一面還忙著收錢，包油炸的、鹽炒的豌豆、瓜子，很少有歇一歇的時候。一直忙到九點多鐘，在他的兩盞高罩的煤油燈里煤油已經點去了一多半，裝熏燒的盤子和裝豌豆的匣子都已經見了底的時候，他媳婦給他送飯來了，他才用熱水擦一把臉，吃晚飯。吃完晚飯，總還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生意，他不忙收攤子，就端了一杯熱茶，坐到保全堂店堂里的椅子上，聽人聊天，一面拿眼睛瞟著他的攤子，見有人走來，就起身切一盤，包兩包。他的主顧都是熟人，誰什么時候來，買什么，他心里都是有數的。

　　這一條街上的店鋪、擺攤的，生意如何，彼此都很清楚。近幾年，景況都不大好。有幾家好一些，但也只是能維持。有的是逐漸地敗落下來了。先是貨架上的東西越來越空，只出不進，最后就出讓“生財”，關門歇業。只有王二的生意卻越做越興旺。他的攤子越擺越大，裝炒貨的匣子，裝熏燒的洋磁盤子，越來越多。每天晚上到了買賣高潮的時候，攤子外面有時會擁著好些人。好天氣還好，遇上下雨下雪(下雨下雪買他的東西的比平常更多)，叫主顧在當街打傘站著，實在很不過意。于是經人說合，出了租錢，他就把他的攤子搬到隔壁源昌煙店的店堂里去了。

　　源昌煙店是個老名號，專賣旱煙，做門市，也做批發。一邊是柜臺，一邊是刨煙的作坊。這一帶抽的旱煙是刨成絲的。刨煙師傅把煙葉子一張一張立著疊在一個特制的木床子上，用皮繩木楔卡緊，兩腿夾著床子，用一個刨刃有半尺寬的大刨子刨。煙是黃的。他們都穿了白布套褲。這套褲也都變黃了。下了工，脫了套褲，他們身上也到處是黃的。頭發也是黃的。——手藝人都帶著他那個行業特有的顏色。染坊師傅的指甲縫里都是藍的，碾米師傅的眉毛總是白蒙蒙的。原來，源昌號每天有四個師傅、四副床子刨煙。每天總有一些大人孩子站在旁邊看。后來減成三個，兩個，一個。最后連這一個也辭了。這家的東家就靠賣一點紙煙、火柴、零包的茶葉維持生活，也還賣一點躉來的旱煙、皮絲煙。不知道為什么，原來挺敞亮的店堂變得黑暗了，牌匾上的金字也都無精打采了。那座柜臺顯得特別的大。大，而空。

　　王二來了，就占了半邊店堂，就是原來刨煙師傅刨煙的地方。他的攤子原來在保全堂廊檐是東西向橫放著的，遷到源昌，就改成南北向，直放了。所以，已經不能算是一個攤子，而是半個店鋪了。他在原有的板子之外增加了一塊，擺成一個曲尺形，儼然也就是一個柜臺。他所賣的東西的品種也增加了。即以熏燒而論，除了原有的回鹵豆腐干、牛肉、豬頭肉、蒲包肉之外，春天，賣一種叫做“鵽”的野味，——這是一種候鳥，長嘴長腳，因為是桃花開時來的，不知是哪位文人雅士給它起了一個名稱叫“桃花鵽”;賣鵪鶉;入冬以后，他就掛起一個長條形的玻璃鏡框，里面用大紅臘箋寫了泥金字：“即日起新添美味羊糕五香兔肉”。這地方人沒有自己家里做羊肉的，都是從熏燒攤上買。只有一種吃法：帶皮白煮，凍實，切片，加青蒜、辣椒糊，還有一把必不可少的胡蘿卜絲(據說這是最能解膻氣的)。醬油、醋，買回來自己加。兔肉，也像牛肉似的加鹽和五香煮，染了通紅的紅曲。

　　這條街上過年時的春聯是各式各樣的。有的是特制嵌了字號的。比如保全堂，就是由該店拔貢出身的東家擬制的“保我黎民，全登壽域”;有些大字號，比如布店，口氣很大，貼的是“生涯宗子貢，貿易效陶朱”，最常見的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小本經營的買賣的則很謙虛地寫出：“生意三春草，財源雨后花”。這末一副春聯，用于王二的超攤子準鋪子，真是再貼切不過了，雖然王二并沒有想到貼這樣一副春聯，——他也沒處貼呀，這鋪面的字號還是“源昌”。他的生意真是三春草、雨后花一樣的起來了。“起來”最顯眼的標志是他把長罩煤油燈撤掉，掛起一盞呼呼作響的汽燈。須知，汽燈這東西只有錢莊、綢緞莊才用，而王二，居然在一個熏燒攤子的上面，掛起來了。這白亮白亮的汽燈，越顯得源昌柜臺里的一盞煤油燈十分的暗淡了。

　　王二的發達，是從他的生活也看得出來的。第一，他可以自由地去聽書。王二最愛聽書。走到街上，在形形色色招貼告示中間，他最注意的是說書的報條。那是三寸寬，四尺來長的一條黃顏色的紙，濃墨寫道：“特聘維揚×××先生在×××(茶館)開講××(三國、水滸、岳傳……)是月×日起風雨無阻”。以前去聽書都要經過考慮。一是花錢，二是費時間，更主要的是考慮這于他的身份不大相稱：一個賣熏燒的，常常聽書，怕人議論。他覺得可以了，想聽就去。小蓬萊、五柳園(這都是說書的茶館)，都去，三國、水滸、岳傳，都聽。尤其是夏天，天長，穿了竹布的或夏布的長衫，拿了一吊錢，就去了。下午的書一點開書，不到四點鐘就“明日請早”了(這里說書的規矩是在說書先生說到預定的地方，留下一個扣子，跑堂的茶房高喝一聲“明日請早——!”聽客們就紛紛起身散場)，這耽誤不了他的生意。他一天忙到晚，只有這一段時間得空。第二，過年推牌九，他在下注時不猶豫。王二平常絕不賭錢，只有過年賭五天。過年賭錢不犯禁，家家店鋪里都可賭錢。初一起，不做生意，鋪門關起來，里面黑洞洞的。保全堂柜臺里身，有一個小穿堂，是供神農祖師的地方，上面有個天窗，比較亮堂。拉開神農畫像前的一張方桌，嘩啦一聲，骨牌和骰子就倒出來了。打麻將多是社會地位相近的，推牌九則不論。誰都可以來。保全堂的“同仁”(除了陶先生和陳相公)，替人家收房錢的掄元，賣活魚的疤眼——他曾得外癥，治愈后左眼留一大疤，小學生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巴顏喀拉山”，這外號竟傳開了，一街人都叫他巴顏喀拉山，雖然有人不知道這是什么意思，——王二。輸贏說大不大，說小可也不少。十吊錢推一莊。十吊錢相當于三塊洋錢。下注稍大的是一吊錢三三四，一吊錢分三道：三百、三百、四百。七點贏一道，八點贏兩道，若是抓到一副九點或是天地杠，莊家賠一吊錢。王二下“三三四”是常事。有時竟會下到五吊錢一注孤丁，把五吊錢穩穩地推出去，心不跳，手不抖。(收房錢的掄元下到五百錢一注時手就抖個不住。)贏得多了，他也能上去推兩莊。推牌九這玩意，財越大，氣越粗，王二輸的時候竟不多。

　　王二把他的買賣喬遷到隔壁源昌去了，但是每天九點以后他一定還是端了一杯茶到保全堂店堂里來坐個點把鐘。兒子大了，晚上再來的零星生意，他一個人就可以應付了。且說保全堂。

　　這是一家門面不大的藥店。不知為什么，這藥店的東家用人，不用本地人，從上到下，從管事的到挑水的，一律是淮城人。他們每年有一個月的假期，輪流回家，去干傳宗接代的事。其余十一個月，都住在店里。他們的老婆就守十一個月的寡。藥店的“同仁”，一律稱為“先生”。先生里分為幾等。一等的是“管事”，即經理。當了管事就是終身職務，很少聽說過有東家把管事辭了的。除非老管事病故，才會延聘一位新管事。當了管事，就有“身股”，或稱“人股”，到了年底可以按股分紅。因此，他對生意是兢兢業業，忠心耿耿的。東家從不到店，管事負責一切。他照例一個人單獨睡在神農像后面的一間屋子里，名叫“后柜”。總帳、銀錢，貴重的藥材如犀角、羚羊、麝香，都鎖在這間屋子里，鑰匙在他身上，——人參、鹿茸不算什么貴重東西。吃飯的時候，管事總是坐在橫頭末席，以示代表東家奉陪諸位先生。熬到“管事”能有幾人?全城一共才有那么幾家藥店。保全堂的管事姓盧。二等的叫“刀上”，管切藥和“跌”丸藥。藥店每天都有很多藥要切“飲片”切得整齊不整齊，漂亮不漂亮，直接影響生意好壞。內行人一看，就知道這藥是什么人切出來的。“刀上”是個技術人員，薪金最高，在店中地位也最尊。吃飯時他照例坐在上首的二席，——除了有客，頭席總是虛著的。逢年過節，藥王生日(藥王不是神農氏，卻是孫思邈)，有酒，管事的舉杯，必得“刀上”先喝一口，大家才喝。保全堂的“刀上”是全縣頭一把刀，他要是鬧脾氣辭職，馬上就有別家搶著請他去。好在此人雖有點高傲，有點倔，卻輕易不發脾氣。他姓許。其余的都叫“同事”。那讀法卻有點特別，重音在“同”字上。他們的職務就是抓藥，寫帳。“同事”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每年都有被辭退的可能。辭退時“管事”并不說話，只是在臘月有一桌辭年酒，算是東家向“同仁”道一年的辛苦，只要是把哪位“同事”請到上席去，該“同事”就二話不說，客客氣氣地卷起鋪蓋另謀高就。當然，事前就從旁漏出一點風聲的，并不當真是打一悶棍。該辭退“同事”在八月節后就有預感。有的早就和別家談好，很瀟灑地走了;有的則請人斡旋，留一年再看。后一種，總要作一點“檢討”，下一點“保證”。“回爐的燒餅不香”，辭而不去，面上無光，身價就低了。保全堂的陶先生，就已經有三次要被請到上席了。他咳嗽痰喘，人也不精明。終于沒有坐上席，一則是同行店伙紛紛來說情：辭了他，他上誰家去呢?誰家會要這樣一個痰簍子呢?這豈非絕了他的生計?二則，他還有一點好處，即不回家。他四十多歲了，卻沒有傳宗接代的任務，因為他沒有娶過親。這樣，陶先生就只有更加勤勉，更加謹慎了。每逢他的喘病發作時，有人問：“陶先生，你這兩天又不大好吧?”他就一面喘嗽著一面說：“啊，不，很好，很(呼嚕呼嚕)好!”

　　以上，是“先生”一級。“先生”以下，是學生意的。藥店管學生意的卻有一個奇怪稱呼，叫做“相公”。

　　因此，這藥店除煮飯挑水的之外，實有四等人：“管事”、“刀上”、“同事”、“相公”。

　　保全堂的幾位“相公”都已經過了三年零一節，滿師走了。現有的“相公”姓陳。

　　陳相公腦袋大大的，眼睛圓圓的，嘴唇厚厚的，說話聲氣粗粗的——嗚嚕嗚嚕地說不清楚。

　　他一天的生活如下：起得比誰都早。起來就把“先生”們的尿壺都倒了涮干凈控在廁所里。掃地。擦桌椅、擦柜臺。到處撣土。開門。這地方的店鋪大都是“鋪闥子門”，——一列寬可一尺的厚厚的門板嵌在門框和門檻的槽子里。陳相公就一塊一塊卸出來，按“東一”、“東二”、“東三”、“東四”、“西一”、“西二”、“西三”、“西四”次序，靠墻豎好。曬藥，收藥。太陽出來時，把許先生切好的“飲片”、“跌”好的丸藥，——都放在匾篩里，用頭頂著，爬上梯子，到屋頂的曬臺上放好;傍晚時再收下來。這是他一天最快樂的時候。他可以登高四望。看得見許多店鋪和人家的房頂，都是黑黑的。看得見遠外的綠樹，綠樹后面緩緩移動的帆。看得見鴿子，看得見飄動搖擺的風箏。到了七月，傍晚，還可以看巧云。七月的云多變幻，當地叫做“巧云”。那是真好看呀：灰的、白的、黃的、桔紅的，鑲著金邊，一會一個樣，像獅子的，像老虎的，像馬、像狗的。此時的陳相公，真是古人所說的“心曠神怡”。其余的時候，就很刻板枯燥了。碾藥。兩腳踏著木板，在一個船形的鐵碾槽子里碾。倘若碾的是胡椒，就要不停地打噴嚏。裁紙。用一個大彎刀，把一沓一沓的白粉連紙裁成大小不等的方塊，包藥用。刷印包裝紙。他每天還有兩項例行的公事。上午，要搓很多抽水煙用的紙枚子。把裝銅錢的錢板翻過來，用“表心紙”一根一根地搓。保全堂沒有人抽水煙，但不知什么道理每天都要搓許多紙枚子，誰來都可取幾根，這已經成了一種“傳統”。下午，擦燈罩。藥店里里外外，要用十來盞煤油燈。所有燈罩，每天都要擦一遍。晚上，攤膏藥。從上燈起，直到王二過店堂里來閑坐，他一直都在攤膏藥。到十點多鐘，把先生們的尿壺都放到他們的床下，該吹滅的燈都吹滅了，上了門，他就可以準備睡覺了。先生們都睡在后面的廂屋里，陳相公睡在店堂里。把鋪板一放，鋪蓋攤開，這就是他一個人的天地了。臨睡前他總要背兩篇《湯頭歌訣》，——藥店的先生總要懂一點醫道。小戶人家有病不求醫，到藥店來說明病狀，先生們隨口就要說出：“吃一劑小柴胡湯吧”，“服三付霍香正氣丸”，“上一點七厘散”。有時，坐在被窩里想一會家，想想他的多年守寡的母親，想想他家房門背后的一張貼了多年的麒麟送子的年畫。想不一會，困了，把腦袋放倒，立刻就響起了很大的鼾聲。

　　陳相公已經學了一年多生意了。他已經給趙公元帥和神農爺燒了三十次香。初一、十五，都要給這二位燒香，這照例是陳相公的事。趙公元帥手執金鞭，身騎黑虎，兩旁有一副八寸長的黑地金字的小對聯：“手執金鞭驅寶至，身騎黑虎送財來。”神農爺虬髯披發，赤身露體，腰里圍著一圈很大的樹葉，手指甲、腳指甲都很長，一只手捏著一棵靈芝草，坐在一塊石頭上。陳相公對這二位看得很熟，燒香的時候很虔敬。

　　陳相公老是挨打。學生竟沒有不挨打的，陳相公挨打的次數也似稍多了一點。挨打的原因大都是因為做錯了事：紙裁歪了，燈罩擦破了。這孩子也好像不大聰明，記性不好，做事遲鈍。打他的多是盧先生。盧先生不是暴脾氣，打他是為他好，要他成人。有一次可挨了大打。他收藥，下梯一腳踩空了，把一匾篩澤瀉翻到了陰溝里。這回打他的是許先生。他用一根閂門的木棍沒頭沒腦的把他痛打了一頓，打得這孩子哇哇地亂叫：“哎呀!哎呀!我下回不了!下回不了!哎呀!哎呀!我錯了!哎呀!哎呀!”誰也不能去勸，因為知道許先生的脾氣，越勸越打得兇，何況他這回的錯是不小(澤瀉不是貴藥，但切起來很費工，要切成厚薄一樣，狀如銅錢的圓片)。后來還是煮飯的老朱來勸住了。這老朱來得比誰都早，人又出名的忠誠梗直。他從來沒有正經吃過一頓飯，都是把大家吃剩的殘湯剩水泡一點鍋巴吃。因此，一店人都對他很敬畏。他一把奪過許先生手里的門閂，說了一句話：“他也是人生父母養的!”陳相公挨了打，當時沒敢哭。到了晚上，上了門，一個人嗚嗚地哭了半天。他向他遠在故鄉的母親說：“媽媽，我又挨打了!媽媽，不要緊的，再挨兩年打，我就能養活你老人家了!”

　　王二每年到保全堂店堂里來，是因為這里熱鬧。別的店鋪到九點多鐘，就沒有什么人，往往只有一個管事在算帳，一個學徒在打盹。保全堂正是高朋滿座的時候。這些先生都是無家可歸的光棍，這時都聚集到店堂里來。還有幾個常客，收房錢的掄元，賣活魚的巴顏喀拉山，給人家熬鴉片煙的老炳，還有一個張漢。這張漢是對門萬順醬園連家的一個親戚兼食客，全名是張漢軒，大家卻都叫他張漢。大概是覺得已經淪為食客，就不必“軒”了。此人有七十歲了，長得活脫像一個伏爾泰，一張尖臉，一個尖尖的鼻子。他年輕時在外地做過幕，走過很多地方，見多識廣，什么都知道，是個百事通。比如說抽煙，他就告訴你煙有五種：水、旱、鼻、雅、潮，“雅”是鴉片。“潮”是潮煙，這地方誰也沒見過。說喝酒，他就能說出山東黃、狀元紅、蓮花白……說喝茶，他就告訴你獅峰龍井、蘇州的碧螺春，云南的“烤茶”是在怎樣一個罐里烤的，福建的功夫茶的茶杯比酒盅還小，就是吃了一只燉肘子，也只能喝三杯，這茶太釅了。他熟讀《子不語》、《夜雨秋燈錄》，能講許多鬼狐故事。他還知道云南怎樣放蠱，湘西怎樣趕尸。他還親眼見到過旱魃、僵尸、狐貍精，有時間，有地點，有子有眼。三教九流，醫卜星相，他全知道。他讀過《麻衣神相》、《柳莊神相》，會算“奇門遁甲”、“六壬課”、“靈棋經”。他總要到快九點鐘時才出現(白天不知道他干什么)，他一來，大家精神為之一振，這一晚上就全聽他一個人百刂話。他很會講，起承轉合，抑揚頓挫，有聲有色。他也像說書先生一樣，說到筋節處就停住了，慢慢地抽煙，急得大家一勁地催他：“后來呢?后來呢?”這也是陳相公一天比較快樂的時候。他一邊攤著膏藥，一邊聽著。有時，聽得太入神了，攤膏藥的扦子停留在油紙上，會廢掉一張膏藥。他一發現，趕緊偷偷塞進口袋里。這時也不會被發現，不會挨打。

　　有一天，張漢談起人生有命。說朱洪武、沈萬山、范丹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都是丑時建生，雞鳴頭遍。但是一聲雞叫，可就命分三等了：抬頭朱洪武，低頭沈萬山，勾一勾就是窮范丹。朱洪武貴為天子，沈萬山富甲天下，窮范丹凍餓而死。他又說凡是成大事業，有大作為，興旺發達的，都有異相，或有特殊的秉賦。漢高祖劉邦，股有七十二黑子——就是屁股上有七十二顆黑痣，誰有過?明太祖朱元璋，生就是五岳朝天，——兩額、兩顴、下巴，都突出，狀如五岳，誰有過?樊噲能把一個整豬腿生吃下去，燕人張翼德，睡著了也睜著眼睛。就是市井之人，凡有走了一步好運的，也莫不有與眾不同之處。必有非常之人，乃成非常之事。大家聽了，不禁暗暗點頭。

　　張漢猛吸了幾口旱煙，忽然話鋒一轉，向王二道：“即以王二而論，他這些年飛黃騰達，財源茂盛，也必有其異秉。”“……?”

　　王二不解何為“異秉”。

　　“就是與眾不同，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你說說，你說說!”大家也都慫恿王二：“說說!說說!”

　　王二雖然發了一點財，卻隨時不忘自己的身份，從不僭越自大，在大家敦促之下，只有很誠懇地欠一欠身說：“我呀，有那么一點：大小解分清。”他怕大家不懂，又解釋道：“我解手時，總是先解小手，后解大手。”

　　張漢一聽，拍了一下手，說：“就是說，不是屎尿一起來，難得!”

　　說著，已經過了十點半了，大家起身道別。該上門了。盧先生向柜臺里一看，陳相公不見了，就大聲喊：“陳相公!”喊了幾聲，沒人應聲。

　　原來陳相公在廁所里。這是陶先生發現的。他一頭走進廁所，發現陳相公已經蹲在那里。本來，這時候都不是他們倆解大手的時候。

　　一九四八年舊稿

　　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日重寫

【汪曾祺《異秉》賞析】

　　汪曾祺(1920-1997)是江蘇高郵人，青年時代就讀于著名的西南聯合大學，得到沈從文指點，開始文學創作。但就在他的文學生涯一片光明的時候，突然遭遇中斷。上世紀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整整三十年，除了60年代初寫過一點作品，他的創作基本上中斷了。汪曾祺在“文革”中曾被“控制使用”，參與《沙家浜》等樣板戲編劇。代人捉刀，雖然日后為他贏得了意想不到的聲望，畢竟不是從心所愿，也說明不了他才華的本質。汪曾祺文學真正的再出發，是八十年代初重新執筆，以六十多歲高齡從1980年到1983年連續發表《異秉》《受戒》《歲寒三友》《大淖記事》《故里三陳》等名篇，一舉奠定了自己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他是真正的“大器晚成”。

　　相對于當代文壇普遍的“高產”，汪曾祺的創作量很低。1993年在為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文集》做序時，他說自己“把作品大體歸攏了一下，第一個感覺是：才這么一點!”這話包含著空拋歲月、浪擲生命的遺憾，造化弄人的無奈，但多少也顯示了另一種自傲和滿足——就憑“這么一點”，他已經永不能被抹煞了。

　　沈從文曾經責怪他的讀者，“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后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汪曾祺應該是這些讀者中的一個例外，《沈從文的寂寞——淺談他的散文》這樣概括乃師小說：“他的小說就混合這美麗與悲涼”——這大概也算是汪曾祺的夫子自道。

　　汪曾祺擅長短篇小說，語言洗練，平淡，強調內斂的深厚，表面上似乎不夠豐腴閎肆，但實是他的好處所在，中國文學特有的浮脹豪邁，與他無關。他特別傾心于喧囂的時代主題之外古老鄉鎮普通人辛勞而認真的日常生活的平靜的況味，發掘歲月所積的風物人情的恒久魔力，既貪戀于濃釅厚重的生活趣味和人性的驕傲，又感嘆無法逃避的生命的悲涼。

　　《異秉》就是極好的一例。

　　《異秉》是汪曾祺1980年貢獻于文壇的一篇力作，也是對1948年舊稿的改寫，凝聚了三十多年創作空白期所積蓄的生命體驗，充分體現了他在藝術上的追求：他對中國民間普通人堅韌活潑的生命力和生活情味的崇高敬意，對小人物某些無傷大雅的缺點的善意揶揄，絕對避免新文藝腔的一絲不茍的白描，看似略不經意實則匠心獨運的謀篇布局，以及語言的精到、分寸、傳神。這以后的《受戒》《歲寒三友》《大淖記事》《故里三陳》順流而下，將《異秉》的境界加以擴充、深化，故《異秉》也是復出后的汪曾祺創作上的一個轉折點和新的起點。

　　《異秉》“重寫”于上世紀80年代初，那正是“新時期文學”百花爭艷的季節，也是文學和政治意識形態緊密配合的蜜月期。許多重操舊業的中老年作家都主動以自己的創作配合時代主題，比如政治反思、思想解放、人性復歸等，有的甚至直接介入當下的政治改革(如農村正在推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但所有這一切在《異秉》中都看不到。詭異的汪曾祺有意將小說的時代背景隱藏起來，任何可能泄露曹雪芹所謂“朝代年紀”的細節都被他細心地省略掉了。

　　為什么會有這種有意的安排?這只能歸結到汪曾祺這個似乎不講政治的作家在整整三十年的沉默之后對政治的某種程度的看透與規避。沒有這種看透與規避就沒有汪曾祺，也沒有《異秉》這樣的作品。中國當代文學真正在整體上擺脫政治的捆綁而回歸文學自身的航道要到上世紀90年代以后，汪曾祺上世紀80年代初重返文壇的時候就已經這么做了。他的絲毫不事張揚的先知先覺和大徹大悟，不能不令人欽佩。

　　汪曾祺之后，當代江蘇作家群，從蘇童、葉兆言、顧前到朱文、韓東、吳晨駿、劉立桿以及移居外地的張生、海力洪、魏微等，個性迥異，又一脈相承：都善于發現人的小卑微、小聰明、小志氣、小情趣、小齷齪;直率地寫出，滿有寬容和憐憫。《異秉》多少卑微，然而實在，親切!你豈敢自以為是地凌駕于汪曾祺筆下那些小人物之上?同樣，朱文《我愛美元》《把窮人統統打昏》，韓東《在碼頭》《美元勝過人民幣》和近作《扎根》《我和你》《小城英雄英特邁往》，一律粗，野，俗，窮酸，狹邪，也都令你不可小視。中國文壇向來喜歡虛張聲勢、摜派頭、裝門面的貨色，其實跟汪曾祺所開創的江蘇作家的這個自甘卑微的傳統相比，才真是不值一提的。我認為應該對這一群江蘇作家脫帽致敬。像他們這樣不斷地掘下去，多少還能掘出中國生活與中國心靈的某些真實來。相反，如果一味涂抹，粉飾，虛飄，真不知末路會怎樣。

　　《異秉》依次寫“王二”家如何與別家不同，王二的鹵貨攤子的陳設及其生意發展的過程，“源昌煙店”如何逐漸蕭條，“保全堂”及其“管事”、“刀上”、“同事”、“相公”之間的森嚴等級，王二“發達”之后如何舍得聽說書和過年賭博——這種平行敘述并沒有明顯的中心線索(王二似乎是中心似乎又不是)，但我們讀時并不覺得瑣碎，反而覺得好像一直有個看不見的中心在約束著。最后，似乎在無意之中隨便牽出一個閑人“張漢”，分頭敘述的各色人等都聚集在他面前聽他講有關“異秉”的事，這在結構上就算圓滿了，而先前那個若隱若現的中心線索也終于露出水面，分散的敘述在更加深邃的心理層面聚攏起來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原來，那些平常看似懶散而無所用心的人們，或者雖然認真地生活但并無高遠關懷的人們，內心深處卻都有一種對自己無法理解的命運的順從和敬畏。因為根本無法理解，那所順從所敬畏的命運又采取了卑之無甚高論的滑稽形態，直至被他們重新降低為可以在茅房里暗暗操作的發跡的訣竅!

　　對于生命的這種摻和著頹敗的認真，混合著滑稽的莊嚴，調和了美麗的悲涼，汪曾祺并無一點輕視與嘲弄。相反，他的一絲不茍的筆墨，本身就顯示出對這一群小人物的理解、同情甚至敬畏和禮贊。王國維《人間詞話》說“一切景語皆情語”，這是針對詩詞而發，《異秉》是小說，風景描寫幾乎沒有(陳相公上房收藥一節或許是個例外)，但作者以細致精到的“白描”沛然展現了中國底層普通人諸般的生活細節，從這種“白描”中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全力以赴的熱情。這樣的白描不也就是“情語”嗎?

　　寫有滋有味認真經營一家人生活的王二的汪曾祺不是和王二一樣認真，一樣有滋有味嗎?汪曾祺熱愛生命，并不因為這生命符合某個抽象的理想圖式，而是因為這是藏垢納污、瑕瑜互見、不可分拆的生命本身。

　　小說一開始，寫王二家“房子很舊了，碎磚墻，草頂泥地，倒是不仄逼，也很干凈，夏天很涼快”，這文字平淡無奇，但自有深意。前五句都與季節無關，是對房子的純客觀的觀察，第六句突然轉到“夏天很涼快”，就寫到季節天氣了，卻又好像隨口想起加以補充，而且并不涉及一年里其他三個季節。這樣突然想到，隨手拈來，更顯得自然親切，如絮家常，符合日常說話的規律，也很可以見出汪曾祺所特有的文字精神。

　　他這樣寫“保全堂”地位低下經常挨打的“張相公”：“有時，坐在被窩里想一會家，想想他的多年守寡的母親，想想他家房門背后的一張貼了多年的麒麟送子的年畫。想不一會，困了，把腦袋放倒，立刻就響起了很大的鼾聲”，這似乎有點像魯迅寫土谷寺里的阿Q，但“他家房門背后的一張貼了多年的麒麟送子的年畫”絕對是汪曾祺的創造。

　　這樣的細節不僅是短篇小說的精彩所在，也是文學本身所要求的基本元素。一個作家如果提供不了這樣不可重復的獨特而深刻的細節，就無法抓緊生活的神經末梢來描寫生活，就始終游離在生活和藝術的邊緣——不管他名氣有多響亮。

　　另一個地方，說張漢“總要到快九點鐘才出現(白天不知道他干什么)”。為何要補充括號里的內容?只是追求有趣的噱頭嗎?在短篇小說中，出現《異秉》這樣眾多的人物，每個人物都以寥寥數筆寫出其精神的或一側面，但他們更多的生活內容，因為與小說構思無關，因為實在無法納入短篇的逼仄世界，就只好放在黑暗里。如何選取人物生活的合適內容進入小說，哪些放在明處，哪些放在暗處，哪些只是冰山的一角，不能不寫又不能多寫，不能不解釋又不能完全點透不留余地——所有這一切，才是最考驗作者手段的地方。汪曾祺的藝術，正是在這些細節上見出。

　　但是，說張漢“長得活脫像一個伏爾泰”，又有什么意思呢?中國讀者有幾人見過伏爾泰?但汪曾祺敢這么突兀地寫出，憑著靈感的一閃，和盤托出，不加解釋，似乎觸著了，又不全然呈現，“引而不發，躍如也”。

　　《異秉》作為1948年一篇舊作的“改寫”，很有象征意味。一方面，通過舊作的改寫，汪曾祺晚年的文學生涯有效地突破了他身體所在的“新時期文學”的體制，而與現代文學的超然的精神接通;另一方面，畢竟是“改寫”，所以又可以從他在現代文學末期已經達到的境界再次出發，憑著多年積累，在“改寫”中更上層樓。

　　這也落實在文字細節上。我們雖然不能看到1948年的《異秉》原稿，卻可以通過將改寫之后的《異秉》與1947年完成的題材類似的短篇《雞鴨名家》略做比較，來推測他的“改寫”主要在哪些方面特別用力。

　　《雞鴨名家》寫“我”看到闊別十年的父親和兩個路過的老人打招呼(大概是作者抗戰勝利后返回故里的真實寫照罷)，很自然地在父親的幫助下搜尋童年的記憶，想起兩個“雞鴨名家”——鄉下兩個“炕雞”、“養鴨”的高手——他們的波瀾不驚的人生，出神入化的技藝。用的完全是“倒敘法”，而以“剛才那兩個老人是誰?”這樣的句式一段一段串聯起來，結構章法上具有明顯的因為學習外國現代文學未能神而明之地化用所造成的新文藝腔。這種新文藝腔雖然在結構上勉強統一了作品，卻并沒有給作品帶來意義上的完整性。改寫之后的《異秉》克服了這一點，不僅洗凈了新文藝腔在結構上的勉強，更把散亂的生活現象統一在卑微的小人物同樣卑微的深藏不露的中國式的模糊信仰層面——統一于汪曾祺小說的彌漫性的精神背景。

　　相比起來，文字細節的變化尤其重要。《雞鴨名家》寫小雞小鴨的可愛，“看它們在竹籠里挨挨擠擠，竄竄跳跳，令人感到生命的歡悅”，這句完全是中西古今雜交，“挨挨擠擠，竄竄跳跳”是方言，是本土化文學，“令人感到生命的歡悅”則是外來的新文藝腔。另外寫種地和養鴨的分別，說“種地不是一個人，撒種、車水、蓐草、打場，有歌聲，有鑼鼓，呼吸著人的氣息。養鴨是一種游離，一種放逐，一種流浪”，這不僅是沈從文作品中常見的雜糅，也是80年代以后文學作品中不僅常見而且變本加厲的雜糅。《異秉》的原稿應該也是這樣罷，但我們看改寫過之后的《異秉》，類似《雞鴨名家》的這種文字上的雜糅已經不見了，而《雞鴨名家》純粹建立在中國語言文字和民間口語基礎之上的伸縮自如自然貼近的語言，則得到發揚光大，一統天下。

　　上世紀80年代以來，語言問題漸漸為中國文學界所重視。始作俑者就是汪曾祺。1987年他在哈佛和耶魯發表兩次演講，皆以“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為題，此后又連續寫了多篇談語言的文章。《汪曾祺文集》“文論卷”許多文章都和語言有關，語言問題始終是他理解文學的基點，也是他小說創作的主要著力點所在。

　　“語言不只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應該提到內容的高度來認識”，“世界上沒有沒有語言的思想，也沒有沒有思想的語言”，這是汪氏討論文學語言的基點。“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附加的，可有可無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寫小說就是寫語言——語言的粗糙就是內容的粗糙”，這就是說，語言并非附屬于文學的工具，相反乃是文學賴以存在的根據;語言直接制約著文學，作家用什么樣的語言寫作，直接就可以看出他的文學才性。

　　汪氏所談的“語言”當然是漢語，不過他所使用的“語言”概念并不等于西方現代語言學那個以語音為中心而排斥文字的語言概念，而是從聲音與文字、“聲音語”和“文字語”、口頭語和書面語的關系著眼，具體考察“中國文學的語言”。他的結論毋寧說是“字本位”的，即強調中國語言和中國文學始終受中國文字的制約：“寫小說用的語言，文學的語言，不是口頭語言，而是書面語言。是視覺的語言，不是聽覺的語言。有的作家的語言離開口語較遠，比如魯迅;有的作家的語言比較接近口語，比如老舍。即使是老舍，可以說他的語言接近口語，甚至是口語化，但不能說他用口語寫作，他用的是經過加工的口語。”

　　這話看似平凡，卻從根本上顛覆了“五四”以來認定文學語言的唯一基礎只能是口語的頑固信念，重新提出書面語的地位和性質問題，而這必然要超出文學的范圍，觸到語言的本質：語言可能并不就等于說話發聲，文字也可能并不只是記錄語音的工具，即并不僅僅是無關乎語言核心的游離性存在。

　　正因為汪曾祺敢于批評“五四”，敢于對抗“五四”以來占統治地位的文學觀和語言觀，用自己的方式思考文學和語言問題(他曾多次提到聞一多對他的啟發)，才能說出這樣的話：“小說是寫給人看的，不是寫給人聽的”，“中國字不是拼音文字。中國的有文化的人，與其說是用漢語思維，不如說是用漢字思維”，“我不太贊成電臺朗誦詩和小說，尤其是配了樂。我覺得這常常限制了甚至損傷了原作的意境。聽這種朗誦總覺得是隔著襪子撓癢癢，很不過癮，不若直接看書痛快。”

　　上世紀80年代重提“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汪氏雖是始作俑者，但其所見之深，遠遠為現在一些談論語言者所不及。汪氏有關語言的卓見，主要表現在敢于沖破德理達所謂“語音中心主義”的西方現代語言學藩籬，主要從文字書寫而不是從發聲說話的方向來追問語言的本質及其對文學的制約。他甚至已經將我們對文學語言的思考從“音本位”重新拉回到“字本位”。他想闡明的主要一點是：撇開漢字而致思漢語的問題幾乎不可能。

　　……

　　汪曾祺在哈佛和耶魯講中國現當代文學，沒有用西方人想聽而許多中國作家也愛講的現成的題目，偏偏選擇西方人不想聽、聽不懂而許多中國作家不愛講也講不好的中國語言問題，不講則已，一講就從近代以來備受擠壓的漢語言講到更加被擠壓的漢文字，講出了不僅中國作家和學者講不出恐怕西方漢學家也想象不到的許多真知灼見。汪氏此舉蓋有深意存焉：這位秉承了現代中國文學優秀傳統的溫和而倔強的老人，滿懷善意地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中國文學最根本也最易被忽略的問題——同時也借此機會，向長久忽略現代中國的語言問題的西方漢學界與中國文學界發出委婉的也是最強烈的抗議。

　　所以今天重讀汪曾祺的作品，也應該要好好品味他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所鍛煉成功的漢字的藝術。沈從文說許多讀者看他的書，只是“買櫝還珠”。如果我們不能深入到汪曾祺的語言細節，這樣子讀汪曾祺，大概也會墮入“買櫝還珠”的空虛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