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文學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現(xiàn)傳統(tǒng)之一，就是它所反映的鄉(xiāng)土情懷。幾乎每個作家的心里都有著故鄉(xiāng)情結(jié)。縱觀古今中外，遠離故土的作家，哪一位不用自己的筆關(guān)注過曾經(jīng)生活過的故鄉(xiāng)。故鄉(xiāng)成了人的心靈深處永遠溫柔的去處。甚至成為有些作家永遠的守望地。回憶故鄉(xiāng)總是能帶來美與溫情的體驗的。從魯迅的《故鄉(xiāng)》到廢名、沈從文、蕭紅、孫犁，再到汪曾祺，無一不是留有作家們難以忘懷的故鄉(xiāng)情結(jié)。高郵是汪曾祺魂牽夢縈的故鄉(xiāng)，他19歲以前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在這里度過。高郵是汪曾祺幸福和美的童年天國，也是他精神世界溫暖的家園。這里造就了他的溫情人格，也造就了他作品敦厚溫雅的藝術(shù)風格。高郵情結(jié)成為汪曾祺創(chuàng)作的重點與高峰也就不足為奇了。

　　一、小城風物美

　　高郵——一個大運河畔的水城，是個很有文化淵源的地方，寫了無數(shù)情韻兼勝、 凄婉動人詞句的著名詞人秦觀是高郵人，大運河數(shù)千年從城邊流過，作為封建文化中心區(qū)域的流風余韻，難免給汪曾祺以重要影響。故鄉(xiāng)的風物滋養(yǎng)了汪曾祺的精神，汪曾祺在《我的世界?逝水》系列散文的序言中曾說到他的家鄉(xiāng)高郵的狀況，“我的家鄉(xiāng)是一個水鄉(xiāng)，到處是河”，“從出生到初中畢業(yè)，我是在本城度過的”，可見，在多年后表現(xiàn)出來的汪曾祺自身的文化意識里面，不能不包括著這一種故鄉(xiāng)的情懷。回憶總是指向故鄉(xiāng)，而對故鄉(xiāng)的回憶總是帶著溫情的關(guān)懷。《逝水》是汪曾祺記述回憶高郵生活的體驗，從《我的家鄉(xiāng)》、《我的家》、《我的父親》等篇自傳體散文中，我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在作者依戀的故園中，橋、河水、船總是反復(fù)的出現(xiàn)，我們在他出神入化的作品中，可見小城的咸鴨蛋、野菜、寺廟、手工業(yè)者，散淡的文字，讓人細細回味，一次又一次揭示了高郵水鄉(xiāng)的地域特色。對于一個出生在江南水鄉(xiāng)的少年，小城里的廟館樓堂，大街小巷都是藏著他深沉的懷戀，例如“東大街”、“保全堂”、“文游臺”等等。由此而見，汪曾祺在高郵生活的短短十幾年中，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文化意蘊，而這種文化的背景就是高郵小城。

　　高郵是水鄉(xiāng)，橋隨處可見，寫得最多的是“承志橋”，橋上匯聚的貨擔生意被當作高郵代表性風物加以表現(xiàn)，能夠讓我們窺見當時高郵生活的郁勃之氣;《受戒》寫廟里的故事高郵很多大大小小的廟具有濃厚的傳統(tǒng)文化氣息;《異秉》中的保全藥店源昌藥店布店雜貨店燒餅店，顯示出高郵濃厚的商業(yè)氛圍;《雞鴨名家》先細筆道出該地盛產(chǎn)雞鴨乃當?shù)厝艘率掣改傅泥l(xiāng)風，之后引出孵雞高手余老五和養(yǎng)鴨名家陸長庚，為人物個性展示限定了條件。

　　汪曾祺的每篇作品幾乎都很用心的去描繪高郵的風俗人情、風光景致，而且不惜大量筆墨，如我們熟知的小說《大淖記事》開篇便這樣寫道“淖，是一片大水。說是湖泊，似還不夠，比一個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時，是頗為浩淼的。這是兩條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條狹長的沙洲。沙洲上長滿茅草和蘆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紅色的蘆芽和灰綠色的蔞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綠了。夏天，茅草、蘆荻都吐出雪白的絲穗，在微風中不住地點頭。秋天，全都枯黃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頂上去了。冬天，下雪，這里總比別處先白。化雪的時候，也比別處化得慢。河水解凍了，發(fā)綠了，沙洲上的殘雪還亮晶晶地堆積著……”[1]作品向讀者展示了一組高郵水鄉(xiāng)大淖的風光景致，這組貌似平淡的水墨畫把人們引進了優(yōu)美的世界。大淖中央的沙洲上雖然“長滿了茅草和蘆荻”，但春夏秋冬碧綠、雪白、枯黃、各呈異彩。做小生意的，以和為貴，凡事忍讓，相安無事。興化幫的錫匠們很講義氣，又極正派。世代居住在“輪船公司東頭”草房里的挑夫們更是安貧樂道，他們勤勞，善良，對生活沒有過高要求。《大淖記事》中，風物描繪占全作的二分之一。因此 “汪曾祺的小說強烈地傳達出了一種清新雋永、淡泊高雅的風俗畫效果。”[2]

　　汪曾祺是描繪風俗畫的高手，他對地方風俗的觀察之細甚至超過民俗學家，描寫時因而也就似庖丁解牛，游刃有余。《晚飯花集》中，無論是賽城隍的熱鬧景象，還是三姊妹出嫁時種種禮節(jié)儀式等，作家都那么諳熟，仿佛是在親自主持操縱。與這些民俗相適應(yīng)的人物，便是在這樣一種氣氛中出場了。他們的存在代表了一種感人至深、觸人啟悟的文化精神。

　　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xiāng)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在飲食文化方面，汪曾祺儼然是一個美食家，如在《故鄉(xiāng)的食物》列舉的食物，多得令人咋舌。從家中的“炒米和焦屑”、“端午的鴨蛋”到河里的“虎頭鯊、昂嗤魚、硨螯、螺螄、蜆子”、野禽類的“野鴨、鵪鶉、斑鳩”和野菜類的“蔞蒿、枸杞、薺菜、馬齒莧”，無不一往情深，款款道來。然而，由此不難想到一個小城的飲食兼具兩個地域的特色，既有城市菜場的某些特點也具備了農(nóng)村土生土長食物。《故鄉(xiāng)的元宵》則反映了他故鄉(xiāng)另一種風俗習慣。送麒麟、走馬燈、看圍屏這些小城風俗，都體現(xiàn)了一個人口集中的地域的節(jié)日喜興場面。店鋪年后“大開門”和“小開門”這種祈福式營生習慣，不僅體現(xiàn)了中國人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而且還顯示了當?shù)鬲毺氐谋憩F(xiàn)形式和人的生活習性。汪曾祺把“故鄉(xiāng)的元宵”的場面寥寥數(shù)語概括了出來，“很多地方鬧‘元宵’，我們那里的元宵卻是靜靜的”，落寞中讓人感覺到了小城的幾分凄涼之氣。

　　汪曾祺的作品在民俗、民風的描繪上具體而傳神，已經(jīng)形成了一大特色。寫風俗，有點懷舊，但那是故國神游，給人是慰藉，不是悲苦。他認為：“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chuàng)作的生活抒情詩”，[3]俗中保留著這個民族“常綠的童心”，體現(xiàn)著這個“民族”獨有的“感情”。然而，正是汪曾祺這一種創(chuàng)作的摯誠和不變的方向，高郵的民族代表性便成了他筆下的精神高地，而以之為文，則具盡高郵小城的人文風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