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泰山很大》原文】

　　描寫泰山是很困難的。它太大了，寫起來沒有抓撓。三千年來，寫泰山的詩里最好的，我以為是《詩經》的《魯頌"閟宮》：“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巖巖”究竟是一種什么感覺，很難捉摸，但是登上泰山，似乎可以體會到泰山是有那么一股勁兒。詹即瞻。說是在魯國，不論在哪里，抬起頭來就能看到泰山。這是寫實，然而寫出了一個大境界。漢武帝登泰山封禪，對泰山簡直不知道怎么說才好，只好發出一連串的感嘆：“高矣!極矣!大矣!特矣!壯矣!赫矣!惑矣!”完全沒說出個所以然。這倒也是一種辦法。人到了超經驗的景色之前，往往找不到合適的語言，就只好狗一樣地亂叫。杜甫詩《望岳》，自是絕唱，“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一句話就把泰山概括了。杜甫真是一個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偉大的現實主義者，這一句詩表現了他對祖國山河的無比的忠悃。相比之下，李白的“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就有點灑狗血[注]。李白寫了很多好詩，很有氣勢，但有時底氣不足，便只好灑狗血，裝瘋。他寫泰山的幾首詩都讓人有底氣不足之感。杜甫的詩當然受了《魯頌"閟宮》的影響，“齊魯青未了”，當自“魯邦所詹”出。張岱說“泰山元氣渾厚，絕不以玲瓏小巧示人”，這話是說得對的。大概寫泰山，只能從宏觀處著筆。酈道元寫三峽可以取法。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刻琢精深，以其法寫泰山那不大適用。

　　寫風景，是和個人氣質有關的。徐志摩寫泰山日出，用了那么多華麗鮮明的顏色，真是“濃得化不開”。但我有點懷疑，這是寫泰山日出，還是寫徐志摩?我想周作人就不會這樣寫。周作人大概根本不會去寫日出。

　　我是寫不了泰山的，因為泰山太大。我對泰山不能認同。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我十年間兩登泰山，可謂了不相干。泰山既不能進入我的內部，我也不能外化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達到物我同一：山即是我，我即是山。泰山是強者之山——我自以為這個提法很合適，我不是強者，不論是登山還是處世。我是生長在水邊的人，一個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經過了七十歲，對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個安于竹籬茅舍、小橋流水的人。以慣寫小橋流水之筆而寫高大雄奇之山，殆矣。人貴有自知之明，不要“小雞吃綠豆——強努”。

　　同樣，我對一切偉大的人物也只能以常人視之。泰山的出名，一半由于封禪。封禪史上最突出的兩個人物是秦皇、漢武。唐玄宗作《紀泰山銘》，文詞華縟而空洞無物。宋真宗更是個沐猴而冠的小丑。對于秦始皇，我對他統一中國的豐功，不大感興趣。他是不是“千古一帝”，與我無關。我只從人的角度來看他，對他的“蜂目豺聲”印象很深。我認為漢武帝是個極不正常的人，是個妄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個變態心理的難得的標本。這兩位大人物的封禪，可以說是他們的人格的夸大。看起來這兩位偉大人物的封禪實際上都不怎么樣。秦始皇上山，上了一半，遇到暴風雨，嚇得退下來了。按照秦始皇的性格，暴風雨算什么呢?他橫下心來，是可以不顧一切地上到山頂的。然而他害怕了，退下來了。于此可以看出，偉大人物也有虛弱的一面。漢武帝要封禪，召集群臣討論封禪的制度。因無舊典可循，大家七嘴八舌瞎說一氣。漢武帝惱了，自己規定了照祭東皇太乙的儀式，上山了。卻誰也不讓同去，只帶了霍去病的兒子一個人。霍去病的兒子不久即得暴病而死。他的死因很可疑，漢武帝究竟在山頂上鼓搗了什么名堂，誰也不知道。封禪是大典，為什么要這樣保密?看來漢武帝心里也有鬼，很怕他的那一套名堂并不靈驗，為人所譏。

　　但是，又一次登了泰山，看了秦刻石和無字碑(無字碑是一個了不起的杰作)，在亂云密霧中坐下來，冷靜地想想，我的心態比較透亮了。我承認泰山很雄偉，盡管我和它整個不能水乳交融，打成一片。承認偉大的人物確實是偉大的，盡管他們所做的許多事不近人情。他們是人里頭的強者，這是毫無辦法的事。在山上呆了七天，我對名山大川、偉大人物的偏激情緒有所平息。

　　同時我也更清楚地認識到我們微小，我們平常，更進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

　　這是我在泰山受到的一次教育。

　　從某個意義上說，泰山是一面鏡子，照出每個人的價值。

　　(節選自《汪曾祺散文"泰山片石》，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