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隨遇而安’來自《廣陽雜記》是指能順應環境，在任何境遇中都能滿足。那么汪曾祺先生的生活是隨遇而安?

　　有人問我：“這些年你是怎么過來的?”他們大概覺得我的精神狀態不錯，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憑仗什么力量支持過來的。我回答：“隨遇而安。”

　　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不是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的，是一九五八年“補課”補上的，因為本系統指標不夠。劃右派還要有“指標”，這也有點奇怪。這指標不知是一個什么人所規定的。

　　一九五七年我曾經因為一些言論而受到批判，那是作為思想問題來批判的。在小范圍內開了幾次會，發言都比較溫和，有的甚至可以說很親切。事后我還是照樣編刊物，主持編輯部的日常工作，還隨單位的領導和幾個同志到河南林縣調查過一次民歌。那次出差，給我買了一張軟席臥鋪車票，我才知道我已經享受“高干”待遇了。第一次坐軟臥，心里很不安。

　　我們在洛陽吃了黃河鯉魚，隨即到林縣的紅旗渠看了兩三天。鑿通了太行山，把漳河水引到河南來，水在山腰的石渠中活活地流著，很叫人感動。收集了不少民歌。有的民歌很有農民式的浪漫主義的想象，如想到將來渠里可以有“水豬”、“水羊”，想到將來少男少女都會長得很漂亮。上了一次中岳嵩山。這里運載石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人力拉的排子車，特別處是在車上裝了一面帆，布帆受風，拉起來輕快得多。帆本是船上用的，這里卻施之陸行的板車上，給我十分新鮮的印象。

　　我們去的時候正是桐花盛開的季節，漫山遍野搖曳著淡紫色的繁花，如同夢境。從林縣出來，有一條小河。河的一面是峭壁，一面是平野，岸邊密植楊柳，河水清澈，沁人心脾。我好像曾經見過這條河，以后還會看到這樣的河。這次旅行很愉快，我和同志們也相處得很融洽，沒有一點隔閡、一點別扭。這次批判沒有使我覺得受了傷害，沒有留下陰影。

　　一九五八年夏天，一天(我這人很糊涂，不記日記，許多事都記不準時間)，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樓梯，過道里貼滿了圍攻我的大字報。要拔掉編輯部的“白旗”，措辭很激烈，已經出現“右派”字樣。我頓時傻了。運動，都是這樣：突然襲擊。其實背后已經策劃了一些日子，開了幾次會，作了充分的準備，只是本人還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這可以說是暗算。但愿這種暗算以后少來，這實在是很傷人的。如果當時量一量血壓，一定會猛然增高。我是有實際數據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報，到醫務所量了量血壓。低壓110，高壓170。平常我的血壓是相當平穩正常的，90—130。我覺得衛生部應該發一個文件：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襲擊式的政治運動。

　　開了不知多少次批判會。所有的同志都發了言。不發言是不行的。我規規矩矩地聽著，記錄下這些發言。這些發言我已經完全都忘了，便是當時也沒有記住，因為我覺得這好像不是說的我。是說的另外一個別的人，或者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設的，虛空的對象。有兩個發言我還留下印象。我為一組義和團故事寫過一篇讀后感，題目是《仇恨·輕蔑·自豪》。這位同志說：“你對誰仇恨?輕蔑誰?自豪什么?”我發表過一組極短的詩，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

　　(新綠是朦朧的，飄浮在樹杪，完全不像是葉子……) 遠樹綠色的呼吸。

　　批評的同志說：連呼吸都是綠的了，你把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污蔑到了什么程度?!聽到這樣的批判，我只有停筆不記，愣在那里。我想辯解兩句，行么?當時我想：魯迅曾說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現在本來應該到了可行的時候，但還是不行。中國大概永遠沒有費厄的時候。所謂“大辯論”，其實是“大辯認”，他辯你認。稍微辯解，便是“態度問題”。態度好，問題可以減輕;態度不好，加重。問題是問題，態度是態度，問題大小是客觀存在，怎么能因為態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縮呢?許多錯案都是因為本人為了態度好而屈認，而造成的。假如再有運動(阿彌陀佛，但愿真的不再有了)，對實事求是、據理力爭的同志應予表揚。

　　開了多次會，批判的同志實在沒有多少可說的了。那兩位批判“仇恨·輕蔑·自豪”和“綠色的呼吸”的同志當然也知道這樣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綠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詩人，他當然知道詩是不能這樣引申解釋的。他們也是沒話找話說，不得已。我因此覺得開批判會對被批判者是過關，對批判者也是過關。他們也并不好受。因此，我當時就對他們沒有怨恨，甚至還有點同情。我們以前是朋友，以后的關系也不錯。我記下這兩個例子，只是說明批判是一出荒誕戲劇，如莎士比亞說，所有的上場的人都只是角色。

　　我在一篇寫右派的小說里寫過：“寫了無數次檢查，聽了無數次批判，……她不再覺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她想：定一個什么罪名，給一個什么處分都行，只求快一點，快一點過去，不要再開會，不要再寫檢查。”這是我的親身體會。其實，問題只是那一些，只要寫一次檢查，開一次會，甚至一次會不開，就可以定案。但是不，非得開夠了“數”不可。原來運動是一種疲勞戰術，非得把人搞得極度疲勞，身心交瘁，喪失一切意志，癱軟在地上不可。我寫了多次檢查，一次比一次更沒有內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場了，因為大家都累了。 結論下來了：定為一般右派，下放農村勞動。

　　我當時的心情是很復雜的。我在那篇寫右派的小說里寫道：“……她帶著一種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里，見到愛人說，“定成右派了”，臉上就是帶著這種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為什么要笑。

　　我想起金圣嘆。金圣嘆在臨刑前給人寫信，說“殺頭，至痛也，而圣嘆于無意中得之，亦奇。”有人說這不可靠。金圣嘆給兒子的信中說：“字諭大兒知悉，花生米與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說這更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臨刑之前，怎能開這種玩笑?現在，我相信這是真實的。人到極其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生出這種比悲號更為沉痛的滑稽感，魯迅說金圣嘆“化屠夫的兇殘為一笑”，魯迅沒有被殺過頭，也沒有當過右派，他沒有這種體驗。

　　另一方面，我又是真心實意地認為我是犯了錯誤，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我下放勞動的地點是張家口沙嶺子。離家前我愛人單位正在搞軍事化，受軍事訓練，她不能請假回來送我。我留了一個條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來。”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車。

　　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這個右派算很幸運的，沒有受多少罪。我下放的單位是一個地區性的農業科學研究所。所里有不少技師、技術員，所領導對知識分子是了解的，只是在干部和農業工人的組長一級介紹了我們的情況(和我同時下放到這里的還有另外幾個人)，并沒有在全體職工面前宣布我們的問題。不少農業工人(也就是農民)不知道我們是來干什么的，只說是毛主席叫我們下來鍛煉鍛煉的。因此，我們并未受到歧視。

　　初干農活，當然很累。像起豬圈、刨凍糞這樣的重活，真夠一嗆。我這才知道“勞動是沉重的負擔”這句話的意義。但還是咬著牙挺過來了。我當時想：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來，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大部分的農活我都干過，力氣也增長了，能夠扛一百七十斤重的一麻袋糧食穩穩地走上和地面成四十五度角那樣陡的高跳。后來相對固定在果園上班。果園的活比較輕松，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干的活是給果樹噴波爾多液。硫酸銅加石灰，兌上適量的水，便是波爾多液，顏色淺藍如晴空，很好看。噴波爾多液是為了防治果樹病害，是常年要噴的。噴波爾多液是個細致活。不能噴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樹葉子掛不住，流了。葉面、葉背都得噴到。許多工人沒這個耐心，于是噴波爾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頭上，我成了噴波爾多液的能手。噴波爾多液次數多了，我的幾件白襯衫都變成了淺藍色。

　　我們和農業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窩挨著被窩睡在一鋪大炕上。農業工人在枕頭上和我說了一些心里話，沒有顧忌。我這才比較切近地觀察了農民，比較知道中國的農村、中國的農民是怎么一回事。這對我確立以后的生活態度和寫作態度是很有好處的。

　　我們在下面也有文娛活動。這里興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里不少都會唱兩句。我去給他們化妝。原來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妝，——鵝蛋粉、胭脂，黑鍋煙子描眉。我改成用戲劇油彩，這比粉妝要漂亮得多。我勾的臉譜比張家口專業劇團的“黑”(山西梆子謂花臉為“黑”)還要干凈講究。遇春節，沙嶺子堡(鎮)鬧社火，幾個年輕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淺妝把她們一個個打扮得如花似玉，轟動一堡，幾個女工高興得不得了。我們和幾個職工還合演過戲，我記得演過的有小歌劇《三月三》、崔巍的獨幕話劇《十六條槍》。一年除夕，在“堡”里演話劇，海報上特別標出一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