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汪曾祺的《珠子燈》揭示的是封建貞操觀念的零落，下文是原文與相關練習題，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這里的風俗，有錢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燈。送燈的用意是祈求多子。元宵節前幾天，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燈的隊伍。幾個女傭人，穿了干凈的衣服，頭梳得光光的，戴著雙喜字大紅絨花，一人手里提著一盞燈;前面有幾個吹鼓手吹著細樂。遠遠聽到送燈的簫笛，很多人家的門就開了。姑娘、媳婦走出來，倚門而看，且指指點點，悄悄評論。這也是一年的元宵節景。
一堂燈一般是六盞。四盞較小，大都是染成紅色或白色而畫了紅花的羊角琉璃泡子。一盞是麒麟送子：一個染色的琉璃角片扎成的娃娃騎在一匹麒麟上。還有一盞是珠子燈：綠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宮燈。燈體是八扇玻璃，漆著紅色的各體壽字，其余部分都是珠子，頂蓋上伸出八個珠子的鳳頭，鳳嘴里銜著珠子的小幡，下綴珠子的流蘇。這盞燈分量相當的重，送來的時候，得兩個人用一根小扁擔抬著。這是一盞主燈，掛在房間的正中。旁邊是麒麟送子，玻璃泡子掛在四角。到了“燈節”的晚上，這些燈里就插了紅蠟燭。點亮了。從十三“上燈”到十八“落燈”，接連點幾個晚上。平常這些燈是不點的。
屋里點了燈，氣氛就很不一樣了。這些燈都不怎么亮(點燈的目的原不是為了照明)，但很柔和。尤其是那盞珠子燈，灑下一片淡綠的光，綠光中珠幡的影子輕輕地搖曳，如夢如水，顯得異常安靜。無宵的燈光擴散著吉祥、幸福和朦朧曖昧的希望。
孫家的大小姐孫淑蕓嫁給了王家的二少爺王常生。她屋里就掛了這樣六盞燈。不過這六盞燈只點過一次。
王常生在南京讀書，秘密地加入了革命黨，思想很新。訂婚以后，他請媒人捎話過去：請孫小姐把腳放了。孫小姐的腳當真放了，放得很好，看起來就不像裹過的。
孫小姐是個才女。孫家對女兒的教育很特別，教女兒讀詩詞。除了《長恨歌》、《琵琶行》，孫小姐能背全本《西廂記》。嫁過來以后，她也看王常生帶回來的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和林譯小說《迦茵小傳》、《茶花女遺事》……兩口子琴瑟和諧，感情很好。
不料王常生在南京得了重病，抬回來不到半個月，就死了。
王常生臨死對夫人留下遺言：“不要守節”。
但是說了也無用。孫王二家都是書香門第，從無再婚之女。改嫁，這種念頭就不曾在孫小姐的思想里出現過。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從此，孫小姐就一個人過日子。這六盞燈也再沒有點過了。
她變得有點古怪了，她屋里的東西都不許人動。王常生活著的時候是什么樣子，永遠是什么樣子，不許挪動一點。王常生用過的手表、座鐘、文具，還有他養的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來的位置。孫小姐原是個愛潔成癖的人，屋里的桌子椅子、茶壺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自從王常生死后，除了過年之前，她親自監督著一個從娘家陪嫁過來的女傭人大洗一天之外，平常不許擦拭。里屋炕幾上有一套茶具：一個白瓷的茶盤，一把茶壺，四個茶杯。茶杯倒扣著，上面落了細細的塵土。茶壺是荸薺形的扁圓的，茶壺的鼓肚子下面落不著塵土，茶盤里就清清楚楚留下一個干凈的圓印子。
她病了，說不清是什么病。除了逢年過節起來幾天，其余的時間都在床上躺著，整天地躺著。除了那個女傭人，沒有人上她屋里去。
她就這么躺著，也不看書，也很少說話，屋里一點聲音沒有。她躺著，聽著天上的風箏響，斑鳩在遠遠的樹上叫著雙聲，“鵓鴣鴣——咕，鵓鴣鴣——咕”，聽著麻雀在檐前打鬧，聽著一個大蜻蜓振動著透明的翅膀，聽著老鼠咬嚙著木器，還不時聽到一串滴滴答答的聲音，那是珠子燈的某一處流蘇散了線，珠子落在地上了。
女傭人在掃地時，常常掃到一二十顆散碎的珠子。她這樣躺了十年。
她死了。
她的房門鎖了起來。
從鎖著的房間里，時常還聽見散線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聲音。
珠子燈 汪曾祺練習題
在光與影的分割線中，“冷竣”從深潛的地府滲了出來，給人的心靈以哆嗦。
15.“冷峻”原指人冷酷嚴峻，(1)這里寫出了夕陽西下時山嶺陰影的冷寂、陰森。(1分)，表達了高原浩瀚、肅穆給作者心靈的強烈震撼。(2分)(言之成理即可)
16.簡析第④自然段如何表現夜的特色。(5分)
16.以靜襯靜，(1分)“野鴿打盹，麻雀啞聲，蟲子不再歌唱”直接表現夜的安靜與寧謐;(2分)以聲襯靜，(1分)用車輪輾過路面發出的“唰唰”聲反襯。(1分)
17.結合全文分析本文的行文思路。(4分)
17.文章開篇交代寫作對象。(1)主體部分以時間為線，黃昏時分——夜幕拉開——月牙兒閃出來——月鋪滿河山;以行蹤為序，日喀則——雅魯藏布江——曲水縣——拉薩河谷。(2分)結尾總結抒情。(1分)
18. 探究“枕著那月色清風酣然一夢”中作者的情愫。(7分)
18.①面對壯美高原的震撼;②面對清幽月色的愜意與幸福;③面對明月引發的思古之情;④面對月明、水幽而感自然純粹，天地和諧。(一點2分，三點可得滿分)
汪曾祺 文學特點
散文寫作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
他以個人化的細小瑣屑的題材，使“日常生活審美化”，糾偏了那種集體的“宏大敘事”;以平實委婉而又有彈性的語言，反撥了籠罩一切的“毛話語”的僵硬;以平淡、含蓄節制的敘述，暴露了濫情的、夸飾的文風之矯情，讓人重溫曾經消逝的古典主義的名士風散文的魅力，從而折射出中國當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虛假、病態，讓真與美、讓日常生活、讓恬淡與雍容回歸散文，讓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沒。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學》的《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小說寫作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正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作上追求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汪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首先在于對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現，以近乎虔敬的態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美德。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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