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齡研究

　　王昌齡是盛唐一位重要詩人，本世紀關(guān)于他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下面將從“生平研究”和“詩歌研究”及其“《詩格》研究”三方面進行介紹。

　　一、王昌齡生平研究

　　本世紀關(guān)于王昌齡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李士翹《詩人王昌齡籍貫考》、王運熙《王昌齡的籍貫及其〈失題詩〉的問題》、譚優(yōu)學《王昌齡行年考》、李云逸《王昌齡小傳》傅璇琮《王昌齡事跡考略》、王燕玉《辨王昌齡謫龍標尉的地域》、徐凌云《王昌齡籍貫考辨》、于石《王昌齡》、胡問濤《王昌齡年譜系詩》、屈光《王昌齡任校書郎年代辨疑》、鈴木修次著、馬歌東譯《王昌齡與其交友》、胡大浚《王昌齡西出碎葉辨》、李珍華《王昌齡事跡新探》、黃益元《王昌齡生平事跡辨證》、李原培《王昌齡兩次出塞路線考》等。這些文章又主要圍繞王昌齡的生年、籍貫、出塞的時間和路線、交游及其它一些生平事跡的考訂而探討的。

　　王昌齡的生年　 關(guān)于王昌齡的生年，學術(shù)界大多沿襲聞一多《唐詩大系》中的說法(武周圣歷元年，公元698年)，但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傅璇琮在其《王昌齡事跡考略》中認為聞一多之說恐未有據(jù)，根據(jù)王昌齡所作《送王大昌齡赴江寧》、《宿灞上寄侍御嶼第》二詩推斷王昌齡當生于公元690年左右。但是，傅璇琮在其后來與李珍華合著的《王昌齡事跡新探》中又否定了前說，改從聞一多之說，認為王昌齡出生的確切年份雖然不能斷定，但大致當在公元698年――701年之間。胡問濤《王昌齡年譜系詩》也認為聞一多之說沒有根據(jù)，所以另立新說，謂王昌齡當生于武則天長壽元年(公元692年)。

　　王昌齡的籍貫　 王昌齡的籍貫，舊有三說：江寧，太原，京兆。本世紀學界的觀點也不統(tǒng)一，主要有太原、京兆二說：王運熙《王昌齡的籍貫及其〈失題詩〉的問題》一文認為，《唐才子傳》所說的王昌齡為太原人“實為可靠”，“江寧確是王昌齡為官的地方，而不是他的故鄉(xiāng)”;李云逸《王昌齡小傳》、傅璇琮的《王昌齡事跡考略》和譚優(yōu)學的《王昌齡行年考》都認為王昌齡應(yīng)為長安京兆人。

　　王昌齡的宦跡　 對于王昌齡兩次登第的時間和任職先后的問題，學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如譚優(yōu)學《王昌齡行年考》認為，王昌齡于開元十五年進士登第，授汜水尉。十九年又中博學宏辭科，遷校書郎。嗣后，貶嶺南，出江寧丞，貶龍標，最終被害。傅璇琮《王昌齡事跡考略》及其以后與李珍華合著的《王昌齡事跡新探》都認為，王昌齡開元十五年進士登第，授校書郎。二十二年又中博學宏辭科，遷汜水尉。嗣后，貶嶺南，出江寧丞，貶龍標，最終被害。他們的分歧在于：一、王昌齡中博學宏辭科的時間，到底是開元十九年還是二十二年?二、王昌齡到底是先任汜水尉，后遷校書郎，還是先任校書郎，后遷汜水尉?后來黃益元著《王昌齡生平事跡辨正》也以傅說為是，并補證譚說之誤。

　　王昌齡出塞時間和路線　 關(guān)于王昌齡出塞的時間，譚優(yōu)學《王昌齡行年考》訂在開元十二年至開元十三年之間;于石《王昌齡》訂在其中進士前后(開元十五年左右);傅璇琮、李珍華《王昌齡事跡新探》考訂王昌齡由塞外歸來在開元十四年秋冬，出塞時間闕疑;李原培《王昌齡兩次出塞路線考》則認為王昌齡曾兩次出塞：第一次在開元九年秋，一年后返回;第二次在開元十二年秋，最遲在開元十三年十二月返回。這些文章對王昌齡出塞的路線都盡可能作了描述。另外，胡大浚《王昌齡西出碎葉辨》一文對當時一些學者越來越肯定地說王昌齡到過“碎葉”問題提出疑義，認為王昌齡西游碎葉可能性極少，出中亞碎葉更是不可能的事，其詩中“碎葉”一詞本屬想象之詞，不能坐實。

　　二、王昌齡詩歌研究

　　本世紀關(guān)于王昌齡詩歌藝術(shù)成就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下面分王昌齡詩歌總論、王昌齡七絕詩歌研究及具體作品分析三個方面進行介紹。

　　王昌齡詩歌總論　 施章是本世紀較早對王昌齡詩歌進行綜合研究的學者，他在《王昌齡的詩》一文中認為王昌齡“雖然算不得意志極強的人”，“但他能將他當時所不滿意的事實，詳詳細細地描寫出來，使我們讀者知道這些人間的痛苦，而起來積極地改革”，因此，他又把王昌齡表現(xiàn)人生痛苦的詩分為“表現(xiàn)戰(zhàn)爭”和“表現(xiàn)宮廷生活”這兩類加以分析。

　　除施章以外，本世紀上半葉產(chǎn)生的一些文學史和唐詩研究論著也多少涉及到王昌齡的詩歌，但都流于一般介紹者居多。值得注意的倒是聞一多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聯(lián)大授課時的講義中對王昌齡詩歌研究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他將王昌齡視為盛唐詩壇 “個性最為顯著” 兩個作家之一(另一個是孟浩然，前文已引)。他認為，“從文學技巧說，王昌齡和孟浩然可以對舉”，但“浩然走的是清淡之路，昌齡走的.是濃密之路”，而昌齡之在浩然之后倡濃密，正符合盛唐詩風“由齊梁陳逐步回升到魏晉宋的古風時代”的發(fā)展趨勢。在和謝靈運的比較中，聞一多認為，“大謝煉字功夫極深，但尚不能堆成七寶樓臺，完成這一任務(wù)的只有王昌齡了”，而且“昌齡在文字鍛煉功夫上別有天地，比大謝成就更大”。在具體的藝術(shù)分析中，聞一多又指出，王昌齡詩給人的印象是“點”的寫法，而且“使人讀起來產(chǎn)生顫動的感覺”，這“可說是王昌齡的獨創(chuàng)風格，功績不可磨滅”。

　　到五六十年代，人們對王昌齡詩歌的注意開始多了起來。首先，當時相繼出版的諸多《中國文學史》都對王昌齡詩歌的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shù)成就予以肯定。如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就認為他的邊塞詩寫戰(zhàn)士愛國立功和思念家鄉(xiāng)的心情，他的描寫宮女、思婦的小詩都很出色。在藝術(shù)上，“由于他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善于概括和想象，語言圓潤蘊藉，音調(diào)和諧婉轉(zhuǎn)，民歌氣息很濃。所以他寫傳統(tǒng)的主題，能令人感到意味深長，光景常新。”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也認為王昌齡的邊塞詩“運用極其精煉、概括的詩歌語言，鏗鏘悅耳的音律，呈現(xiàn)出無比雄偉的氣魄和生動的形象”，王昌齡表現(xiàn)宮闈離別的詩“字字白描，句句精麗，而情意悠長深遠，富于涵蘊，表現(xiàn)出高度的概括能力，達到絕句中難到的境界”。其次，劉開揚的《論王昌齡的詩歌創(chuàng)作》一文較之前人的研究，又更加細致、深入。作者將王昌齡詩歌分為邊塞詩、婦女詩、送別詩三類來分析，認為王昌齡詩歌有兩個特點，一是細膩和超凡脫俗、驚耳駭目，另一個是“不假物色”、“不相倚傍”，而使出語自然。在寫法上，他認為，昌齡詩善用比興，一往情深而含蓄不露;重視意格，也重視聲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