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兩個人都是當時著名的社會改革家，文學大家。范仲淹以他凜然的大義，在十一世紀的官場上樹立了一座風范之碑。而王安石則因為變法的失敗，成為一個官場上的失意者。原因何在？

　　據《宋史?范仲淹傳》介紹；范仲淹把治理天下作為自己的責任，日夜思慮和策劃著怎樣實現一個太平的政治局面。每到一處做官，他裁抑僥幸，削減冗濫，調查并審理各路官吏。他待人十分親熱敦厚，并樂于替人家辦好事，使民眾得到最大的實惠。在當時，即使是鄉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

　　由此可見，范仲淹屬于對人生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處處考慮周全，又有很強的自我約束能力。他是性格雖然剛正不阿，但并不執拗。為了自己認為的正義與理想，他可以不要前途，甚至是生命。特別是主持政務期間，他廉節簡約，克己奉公，直言盡職，利則生民。在致力于改革社會的同時，不斷地提高自身品格的修養。當時的賢士，很多在他的指導和提拔下成長起來的。他死時，各地的人聽到噩耗，都深為嘆息；羌族首領數百人聚眾舉哀，像死去父親一樣痛哭，齋戒三天才散去。

　　范仲淹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個開風氣的人物。他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砥礪了一代士風。雖說有點廟堂之詞之嫌，但是弘揚了華夏古典文明的優秀傳統，被后世廣為流傳。范仲淹晚年時，給兄仲溫寫過一封信：“千古圣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生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疏？誰是主宰？既然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正因為他在當時和后世，都被奉為天下第一流的楷模，他的品格和思想，固然不可能不帶著時代的烙印，但這并不妨礙他在民間享有極高的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