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于鐘山(今江蘇南京)，謚號“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 ，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哲學上，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短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 “王荊公體”。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人物生平：

　　少年英才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臨川(今撫州市臨川區)，父親王益，時任臨川軍判官。王安石自幼聰穎，酷愛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稍長，跟隨父親宦游各地，接觸現實，體驗民間疾苦。文章立論高深奇麗，旁征博引，始有移風易俗之志。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隨父入京，以文結識好友曾鞏，曾鞏向歐陽修推薦其文，大獲贊賞。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度判官。任滿后，王安石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調為鄞縣知縣。王安石在任四年，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初顯政績。

　　皇祐三年(1051)，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愛民，治績斐然。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紀守道向宋仁宗舉薦，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歐陽修舉薦為諫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辭。歐陽修又以王安石須俸祿養家為由，任命他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

　　陳說政事

　　嘉佑三年(1058年)，調為度支判官，王安石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認為癥結的根源在于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于效法古圣先賢之道、改革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

　　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并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覆滅的事實為例，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宋仁宗并未采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懇辭入朝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館閣之職，均固辭不就。士大夫們以為王安石無意功名，不求仕途，遺憾無緣結識;朝廷屢次想委以重任，都擔心王安石不愿出仕。朝廷任命王安石與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謝多次才接受。不久王安石任職集賢院，知制誥，審查京城刑獄案件，朝眾士大夫都引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職期間，朝廷規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刪改詔書文字，王安石認為立法不該如此，據理力爭，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親病逝，遂辭官回江寧守喪。

　　宋英宗繼位后(1063年—1066年)，屢次征召赴京任職，王安石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拒絕入朝。

　　越次入對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 ，起用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召見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相關主張，要求其盡心輔佐，共同完成這一任務。

　　王安石隨后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熙寧變法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于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

　　熙寧四年(1071年)，頒布改革科舉制度法令，廢除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恢復以《春秋》，三傳明經取士。同年秋，實行太學三舍法制度。

　　新舊黨爭

　　變法伊始，王安石對神宗提出奸佞之論，建議神宗要辨別小人并加以懲處。 新法頒布后，王安石擢拔浦城、呂惠卿、章惇、蔡確等多人，參與變法的實施。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斗爭。

　　御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神宗貶為地方官，王安石舉薦呂公著代替其職。韓琦上疏規勸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神宗打算同意，執政曾公亮、陳升之等乘機附和，王安石雖多方辯駁，神宗仍然認為應聽取各方面的建議。隨后，王安石稱病在家，繼而請求辭官歸隱。韓絳等規勸，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陳數朝廷內外諸官互相依附勾結的情況，進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懷天下。

　　御史劉述、劉琦、錢豈頁、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相繼離開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彈劾李定違背孝道, 皆被罷出朝廷。其后，呂惠卿因父親去世離開朝廷，王安石便對曾布委以重任，對他非常信任。

　　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三次寫信給王安石(《與王介甫書》)，列舉實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馬諫議書》)，對司馬光的指責逐一反駁，并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表明堅持變法的決心。隨后神宗欲起用司馬光任樞密副使,，司馬光趁機復議廢止新法，神宗沒答應，司馬光遂辭職離京。

　　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自斷手腕現象，知府韓維報告朝廷，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神宗則認為應聽取百姓之言。

　　罷相始末

　　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饑民流離失所,，群臣訴說免行錢之害，神宗滿面愁容，欲罷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認為天災即使堯舜時代也無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監安上門鄭俠反對變法，繪制流民旱災困苦圖獻給神宗，并上疏論新法過失，力諫罷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慈圣和宣仁兩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宋神宗對變法也產生了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改任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從禮部侍郎超九轉而為吏部尚書。

　　王安石罷相后，奏請皇帝讓呂惠卿任參知政事，又要求召韓絳代替自己，二人堅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呂惠卿掌握大權后，擔心王安石回朝，借辦理鄭俠案件的機會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又興起李士寧案件來傾覆王安石。韓絳覺察到呂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請召回王安石。

　　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經義》寫成，加封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外調為陳州知州。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嚴重，新法很難繼續推行下去。

　　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請求離職，同年長子王雱病故。十月，王安石辭去宰相，外調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次年，改任集禧觀使,，封舒國公。

　　元豐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為左仆射、觀文殿大學士，改封荊國公。

　　病逝江寧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趙煦即位，改元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高太后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聽政后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葬于江寧半山園，謚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