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

　　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所作多為有關政令教化、適于世用之文。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臨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傷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冊課本有收錄。

　　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論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駕馭語言的能力非常強，其言簡練明快，卻無害于筆力雄健。其文以折為峭而渾灝流轉，詞簡而意無不到。《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并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