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北宋王安石之《材論》，此文不過千言，卻字字珠璣、意味深長，堪稱中國歷史上論“才道”之千古名篇。仔細品讀，感觸良多。筆者試談讀后三感，供大家批評指正：

　　感悟一：才之得失取決于“上之人”。文章首句開宗明義“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眾，患上之人不欲其眾;不患士之不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旗幟鮮明的指出人才之得失關鍵在“上之人”——即領導者。文尾交相呼應，指明以天下之大、人物之眾，勿憂無人才可甄選，勿憂有才者不效命。自古以來，但凡“上之人”不能得其才或才不盡其用之事，其癥結并非天下無才，而是“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文中例舉“六國合縱，而辯說之材出;劉、項并世，而籌劃戰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茍欲之，斯至矣”，以詳實的史實總結出有英主則能臣干吏輩出、無伯樂則千里馬不遇的才道興衰周期率。王安石身處“忠孝”綱常至上的封建王朝，能將人才得失的關鍵直指“上之人”，不僅體現了作者深邃的學識和見識，更展現了其敢于直諫的膽識與氣魄。誠如其言，當今之世，如欲群賢畢至，亦有賴于領導者是否欲使其眾、能使其為。

　　感悟二：上失于才不外乎三弊——“輕才”、“傲才”、“慢才”。“上之人”失才有規律可循，王安石以其對歷史教訓的深刻感悟及多年從政的實踐心得，闡明自古才道之失不外乎三個原因：一為“輕才”。或自視身處高位絕無敗辱之憂，或以為己有大才足堪經世致用，便認定他人之才已無足輕重，不能潛心選賢任能;二為“傲才”。自視把持“賞罰”二柄，他人功過榮辱皆系于己身，天下之才莫不入其彀中，可任意驅使取用不盡，不愿虛心禮賢下士;三為“慢才”。雖有重才、愛才之識，卻不知培養和選用人才之法，徒嘆左右無才或有才者不能盡心為用，無力促使人盡其才。上述三種過失雖然表現形式各異，但危害后果等同，均是人心離散、賢能遠避、良才荒廢，在上者亦難恒居上位、功卓于世，甚至走向窮途末路。西楚霸王項羽昔日何其雄哉，后帳下韓信、陳平等相繼離去，余一范曾獻謀亦不善用之，最終自刎烏江。筆者認為，項羽等人也并非不知愛才惜才，而是因“才道”本就知易行難，“才道”修為實非朝夕之功。以從善如流著稱的唐太宗李世民亦因魏征犯顏直諫而殺機萌動，更何況我等平凡之輩?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以上三弊當為今人力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