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強調(diào)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jù)對北宋王朝內(nèi)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xiàn)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并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shù)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xiàn)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jié)構(gòu)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shù)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后》、《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jié)合得緊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并又曲折多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