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堂之上一場脫離了“以民為本”的富國強兵運動——“熙寧變法”擾攘北宋末年半個世紀，求治心切的君臣新政最終以大爭議、大悲劇的姿態，留在了中國的歷史長河里。王安石身后留下的，是黨爭紛起、國威日蹙的江河日下。聚斂害民、剝民興利的惡法遭到了廣大有識之士的強力反對，圖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宋神宗哭訴：“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搞得天下大亂!”

　　王安石變法中的“義利之辨”

　　王安石與宋神宗的治國理念，可謂志同道合——都是“理財”二字。神宗登基之初，就告誡大臣：“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而王安石早在嘉祐三年(1058年)，就在給前任領導人宋仁宗的報告里提到，“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不過，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卻受到昔日好友司馬光的強烈反對。

　　仁宗時期，司馬光與王安石一同為官，關系特鐵，每當閑暇之時，就約上呂公著、韓維兩位同僚，聚在一起談笑整日，很少有外人能參與其間，時人稱他們是“嘉祐四友”。雖是鐵哥們，但王安石與司馬光卻性格迥異、政見相左。

　　他們二人曾同在包拯手下任群牧司的判官。某日，群牧司的牡丹盛開，包大人雅興大發，邀二人置酒賞花。兩人平日都不喜飲酒，但包領導興致很高，總是舉酒相勸。司馬光不好意思拒絕，只好勉強飲下，王安石終席一滴未飲。王安石的執拗由此可見一斑，后來當了宰相，被人私底下喚作“拗相公”，并非沒道理。

　　而兩人的政見差異，早在變法之前就有苗頭。宋朝是典型的士大夫政治，這得益于“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任何事都可拿到朝廷上公開討論。熙寧元年(1068年)冬天，黃河以北大旱，財政緊張，中書省和樞密院兩府的執政官向神宗提議，請大臣辭讓祭天時賞賜的金帛。神宗于是讓諸位學士討論，參加討論的有司馬光、王珪和王安石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