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堂之上一場脫離了“以民為本”的富國強兵運動——“熙寧變法”擾攘北宋末年半個世紀,求治心切的君臣新政最終以大爭議、大悲劇的姿態,留在了中國的歷史長河里。王安石身后留下的,是黨爭紛起、國威日蹙的江河日下。聚斂害民、剝民興利的惡法遭到了廣大有識之士的強力反對,圖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宋神宗哭訴:“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搞得天下大亂!”
王安石與宋神宗的治國理念,可謂志同道合——都是“理財”二字。神宗登基之初,就告誡大臣:“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而王安石早在嘉祐三年(1058年),就在給前任領導人宋仁宗的報告里提到,“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不過,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卻受到昔日好友司馬光的強烈反對。
仁宗時期,司馬光與王安石一同為官,關系特鐵,每當閑暇之時,就約上呂公著、韓維兩位同僚,聚在一起談笑整日,很少有外人能參與其間,時人稱他們是“嘉祐四友”。雖是鐵哥們,但王安石與司馬光卻性格迥異、政見相左。
他們二人曾同在包拯手下任群牧司的判官。某日,群牧司的牡丹盛開,包大人雅興大發,邀二人置酒賞花。兩人平日都不喜飲酒,但包領導興致很高,總是舉酒相勸。司馬光不好意思拒絕,只好勉強飲下,王安石終席一滴未飲。王安石的執拗由此可見一斑,后來當了宰相,被人私底下喚作“拗相公”,并非沒道理。
而兩人的政見差異,早在變法之前就有苗頭。宋朝是典型的士大夫政治,這得益于“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任何事都可拿到朝廷上公開討論。熙寧元年(1068年)冬天,黃河以北大旱,國家財政緊張,中書省和樞密院兩府的執政官向神宗提議,請大臣辭讓祭天時賞賜的金帛。神宗于是讓諸位學士討論,參加討論的有司馬光、王珪和王安石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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