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既是一位大政治家，又是一位大文學家。列寧曾稱他為“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他工散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亦工詩，成就更在散文之上。其詞風格獨特，洗凈五代鉛華，開啟豪放派的先聲。有輯本《臨川先生歌曲》。以下是小編J.L分享的王安石簡單介紹，更多熱點雜文閱讀參考歡迎訪問(www.nvnqwx.com/wenxue)。

　　簡介

　　王安石(北宋時期)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善于用典故，風格遒(qiú)勁有力，警辟精絕，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 著有《臨川先生文集》。

　　現存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

　　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于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謚號“文”，又稱王文公。其政治變法對北宋后期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并稱“唐宋八大家”。

　　生平

　　王安石出身地方官家庭,自幼聰穎，讀書過目不忘。從小隨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會閱歷，開闊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艱辛，對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青年時期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志。慶歷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進士，授淮南節度判官。1058年(嘉祐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開封，上萬言書。他指出，法度必須改革，以求其能 “合于當世之變”。他認為變法的先決條件是培養人才，因此他主張廢除科舉制度，官吏應從基層(“鄉黨”)選拔。

　　年調任鄞縣(今浙江寧波)，為人正直，執法嚴明，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組織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農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黃不接時，將官庫中的儲糧低息貸給農戶，解決百姓度荒困難。

　　皇祐三年(1051年)，任舒州通判，頗有政績。宰相文彥博推薦他為群牧判官，出任常州知州、江東刑獄提典。嘉祐三年(1058年)任度支判官時，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制、科舉以及奢靡無節的頹敗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視。

　　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他不愿任此閑職，固辭不就，遂改任知制誥，替皇帝起草詔令文告，糾察在京刑獄，因言忤旨意，難以在朝為官，于八年(1063年)八月以母病為由辭官回江寧守喪。英宗即位后(1063年—1066年)，屢召王安石赴京，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懇辭入朝。

　　1067年神宗繼位，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即上書主張變法。次年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三司制置條例司，物色了一批擁護變法的官員參與制訂新法。

　　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同時，改革科舉制度，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對農民的剝削，促進了農田水利事業的發展，國家財政狀況有所改善，軍事力量也得到加強。

　　王安石被列寧稱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毛澤東也稱贊“王安石最可貴之處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人言不足恤”并不是由王安石等變法派人士提出來的，而是反對派對變法派的污蔑之詞，原文類似的有三句“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王安石聽到這句話之后深覺其符合自己的變法主旨，遂大加宣揚。)變法使朝廷壟斷了商品貿易，不僅是官僚、大地主、還有小商人的利益均遭侵犯，社會原有秩序遭到破壞，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對，特別是曹太后、高太后的頑固阻梗。

　　加上在實施過程中過分求大求快，許多官吏借機敲詐盤剝，使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而上書直諫變法危害的賢良才能大臣均遭王安石罷黜或貶官或流放，導致稅吏越發恣意妄為、膽大包天，此種情況愈演愈烈，實際效果與主觀設想相差甚遠。王安石處于“眾疑群謗”之中，宋神宗迫于皇親貴戚和反對新法大臣的壓力，于1074年四月罷去王安石相位，再任江寧知府。次年雖又起用為相，但因新法派內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撥離間，王安石實際上難有作為，至熙寧九年十月再次罷相，出任江南簽判，次年隱退江寧，過著閑居生活。

　　1085年，哲宗即位，年僅十歲，由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啟用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為相，在蘇軾的幾番上奏下，廢除了大多數為害甚巨的新法。王安石在憂憤和遺恨中于翌年四月去世，葬于江寧半山園。王安石晚年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王文公、臨川先生。死后被追封為 “太傅”;紹圣年間，賜謚號為 “文”，配享神宗的廟庭;徽宗時，又配享文宣王廟。而欽宗時，皇帝下詔停止他文宣王廟配享。高宗采納趙鼎、呂聰的意見，削去了其 “舒王”的封號。

　　王安石執政之所以能敢作敢為，矢志改革，是受其進步的哲學思想支配，他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發展變化的規律，從而樹立了“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大無畏精神。這些進步思想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也閃爍著奪目的光彩。其散文長于說理，言簡意深，筆力雄健，見識超群;詩詞則遒勁清新，豪氣縱橫，對宋初形式主義的文風是有力的沖擊，對豪放派詩詞有直接影響。其著作極為豐富，?存世的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三經新義》(殘卷)、《唐宋百家詩選》、《詩義鉤沉》等。

　　王安石從小在外，為官四處奔波，但對家鄉有著一股摯情，幾次回鄉探親，對家鄉的親朋好友，名勝古跡，寫了許多詩文、書信、墓志，表達了他熱愛家鄉的思想感情。家鄉人民也對他有著深深的景仰和懷念。許多地名都是為紀念他而取的，家鄉學者著書撰文，為王安石辯誣：南宋金溪陸九淵在《荊公祠堂祀》中盛贊其人品高尚，貶斥了王安石的政敵;清代金溪蔡上翔，窮畢生精力撰寫《王荊公年譜考略》，以辯宋史之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