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司馬光知道王安石的死訊是，發出一聲輕輕的嘆息，因為沒有了王安石，政治家就沒有了對手，生命再也沒有了激情和斗志。

　　下面要說的這位，在士人學林中也堪稱楷模，且看他逝去后的榮光——謚文正，賜碑“忠清粹德”。首都和他從政的地方人們自發奠祭，痛哭的人如同失去了親人一般悲傷。可見此人的德行上感于朝廷下憫于百姓，他就是司馬光。

　　沒錯，就是編撰歷史巨著《資治通鑒》的司馬光，就是從小就機警過人，砸缸救人的司馬光。他算是一個官二代，盡管父親司馬池的官不大，但也給他的成長帶來了相對不錯的環境，這才能使他少年便聽習《左氏春秋》并喜愛它。要知道在古代能把書談到歷史科目的孩子，那家境非同一般，大多非官即商。普通人家即便渴求文化，也只能是在私熟里開蒙識字而已，讀史是不可能的，因為那是科考入仕的學科。那就像今天要報考專業的藝術類院校一樣，投入很大，一般家庭的經濟是不可能承受的。司馬光沒有問題，父親天章閣待制的官階也讓他順利的中了進士甲科。看來就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孩子。他天性不喜華靡，高中以后參加喜宴就他一個不戴簪花，別人勸他說是皇帝的賞賜，不戴有違圣意，這才勉強戴了一枝。這些細節就能看得出司馬光品性之高。

　　更重要的是，司馬光不是一個書呆子。他在為政地方的時侯政聲斐然，老百姓都夸贊他。他進了中央理事也是勇于諫言，頗受同僚相予。就是這樣一位肯做事，能做事且品性端正的大儒，就因為王安石的變法被卷入新舊兩黨的爭斗中，可能連他自已也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場看似理政觀念差異的政治之爭演變成了利益集團亡間的殺伐迫害。司馬光與王安石的私交本來不錯，但政治可以使人六親不認。所以，當我們把政治寄希望于某個人時，要么是天堂，要么是地獄。

　　王安石為了讓自己的政治抱負得以實現，在他主政期間，急功近利，用人不問能力，不究品行，只要力撐變革的人都是人才。歷史證明他所重用的呂惠卿、蔡確、章惇等人都是一些黨同伐異的小人。而真正一些有經驗能做事的官員卻因對新政異議而遭打壓。司馬光雖然是王安石的朋友，但出身官僚家庭的他，在利益關系上還是維護地主階級的，這在他對待王則的農民起義的態度上可以看出。而變法的目的是要民富國強，自然要損害到地主利益，出于人的階級性，司馬光對新政提出了不同意見。這些本來都沒有問題。可接下來的事卻是因為兩人的政治修養而引發的悲劇。

　　王安石的書生意氣處理政治就是急功近利，仗著年輕顢頇的宋神宗的強國熱情而不計得失，剛愎自用，打壓一功反對聲音。司馬光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也意氣用事，不分析變革給國家的發展帶來的好處并設法去維護它，而是站在自己的小利益圈子內憤然離京，導致士大夫們不自覺的形成了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新黨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舊黨。并以此為界，之后的士大夫基本以黨爭為己任，圣賢教導他們“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話語只是為登科取士所設的謊言而已。

　　如果把歷史用文人的線索去整理，我們發現自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新舊黨爭始，中國的文人政治慢慢地變成了官僚政治，社會的腐敗與文化的墮落成了不可阻擋趨勢。居廟堂的官員只是把文化當作進階的工具，骨子里已經喪失了文化的思想和精神，更有甚者利用權力而篡改經典而為自己的惡行找到文化的外衣。真正的文人只能偏安一隅寫寫劇本小說來推動文學的發展。但是我們卻因文化的墮落和保守錯過了與世界握手的機會，錯過了社會大改良大進步的機會，致使自宋以后中國人民走過近七百年的蒙昧、困頓、苦難與差點亡種的歷史。王安石的變法失敗了，它失敗在當時也波及到以后，王安石與司馬光兩個熠熠生輝的歷史名人，如果他們能看到由于文人的黨伐與迫害，致使他們畢生維護的文化倒塌，他們將做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