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梅，古之“四君子”之一，“四君子”是古代文人從物與環境的結合中提煉出的具有特別的精神象征的意象。王安石的《梅花》知識以及作者的簡介。

　　梅花 / 梅

　　朝代：宋代

　　作者：王安石

　　原文：

　　墻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譯文】

　　那墻角的幾枝梅花，冒著嚴寒獨自盛開。

　　為什么遠望就知道潔白的梅花不是雪呢?因為梅花隱隱傳來陣陣的香氣。

　　【注釋】

　　⑴凌寒：冒著嚴寒。

　　⑵遙：遠遠地。知：知道。

　　⑶為(wèi)：因為。暗香：指梅花的幽香。

　　【簡析】

　　這首詩通過寫梅花，在嚴寒中怒放、潔白無瑕，贊美了梅花高貴的品德和頑強的生命力。

　　梅，古之“四君子”之一。“四君子”是古代文人從物與環境的結合中提煉出的具有特別的精神象征的意象。

　　古人借用這些意象往往有這樣一種模式：竹，多以畫骨，而境界全在其中，些許文字，以竹之斑駁融文之參差，所謂景中寫意。松，以畫，畫姿則聯想盡在松姿中;以詩寫神，則松姿盡在想象中，以畫以詩，展姿現神，皆謂借物言志。蘭，以植，植之盆庭院，飛香于書齋，蘭香清，書香雅，謂之淡泊，謂之文雅。而梅，亦如松，可詩可畫，不同的是松以畫傳神，梅以詩傳神。另外，梅似乎具全了其它三“君子”的特征：如竹般清瘦，如松般多姿，亦如蘭而有芳香。因而，“四君子”中就梅在詩中表達的意境尤為豐富。王安石的《梅花》以寥寥幾句詩句略出了幾枝梅，恰把這幾個特征都寫出來了。在意象中，松往往唱獨角戲，環境只是作為一種陪襯，主要還是看松姿，而梅不同，梅往往要與環境結合，當然在墨畫中環境可以是空白，然而這就是一種環境，只不過比較朦朧。

　　《梅花》中以“墻角”兩字點出環境，極其鮮明，極具意境。墻角顯得特別冷清，看似空間狹小，其實作者以墻角為中心，展開了無限的空間，正是空闊處在角落外，見角落便想到空闊。“數枝”與“墻角”搭配極為自然，顯出了梅的清瘦，又自然而然地想到這“數枝梅”的姿態。“凌寒”兩字更是渲染了一種特別的氣氛，寒風沒模糊掉想象中的視線，反而把想象中的模糊趕跑了，帶來了冬天的潭水般的清沏。所以，不管它是曲梅還是直梅，讀者總會覺得腦海中有一幅有數枝定型的梅的清晰的畫。“獨自開”三字就如一劍劈出分水嶺般巧妙地將梅的小天地與外界隔開了，梅的卓然獨“橫”(梅枝不“立”)，梅的清純雅潔的形象便飄然而至。“遙知不是雪”，雪花與梅花——自然界的一對“黃金搭檔”，兩者相映成輝，相似相融，似乎是一體的。而作者明確“看出”“不是”，并且是“遙知”。為什么?“為有暗香來”。“暗香”無色，卻為畫面上了一片朦朧的色彩。清晰與朦朧交錯，就像雪中閃爍著一個空洞，造成忽隱忽現的動感。也像飄來一縷輕煙，波浪式的前進，橫攔在梅枝前。作者用零星的筆墨層層展開意境，幾筆實寫提起無限虛景，梅之精神也被表達得淋漓盡致，此作者之神往，亦令讀者神往。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特強，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于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鐘山，謚文。

　　安石從小隨父宦游南北，對北宋中期隱伏的社會危機有所認識。在他進入仕途地方官吏時，能夠關心民生疾苦，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由于較長時期接觸了解社會現實，“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要求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權，推行富國強兵政策。在他任參知政事和宰相期間，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財”和“整軍”兩大課題，積極推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方田均稅、免役、市易、保甲、保馬等新法，史稱“王安石變法”或“熙寧變法”。由于受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團的堅決反對，神宗后來也動搖、妥協，革新派內部又產生裂痕等，新法終被全部廢止。安石變法，雖然歸根結底是為加強皇權，鞏固封建地主統治地位，但在當時對生產力的發展和富國強兵，確曾起了推動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在歷史上有其進步的意義。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稱譽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頁)。

　　為了給變法確立理論根據并反擊守舊派，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尚變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進化觀點駁斥了守舊派的“道不可變”的形而上學論調。同時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認為“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司馬溫公傳家集.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目》)。在變法過程中，他更設置專局，使子芳及門人修撰《詩》、《書》、《周官》三經新義，對新政從理論上加以解釋與闡發，并通過政府力量作為學校誦習的定本，被稱為“新學”，直接或間接為推行新法服務。上述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安石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并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灸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后》、《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并又曲折多變。

　　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后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后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于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并》、《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對于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安石后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作上的化。他流連、陶醉于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一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上卻臻于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后山詩話》載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致，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象。律詩則用字工穩，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于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后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余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郁，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后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但是，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于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干枯。這些都是他在藝術觀和創作上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