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關(guān)于王安石對韓愈詩歌藝術(shù)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是怎樣的呢?下面一起來看看!

　一、歐、王之異同及二人對韓詩的接受

　　錢仲書先生在《談藝錄》中說: “韓退之之在宋代，可謂千秋萬代，名不寂寞矣?！贝搜噪m稍嫌籠統(tǒng)，卻揭示了韓愈對宋代思想、文化、文學等多方面的深刻影響。新儒學的出現(xiàn)是宋代思想文化發(fā)展到一定高度時的必然，而其肇始則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言，是與韓愈密切相關(guān)的。作為北宋前期的一代文宗，歐陽修對北宋的思想文化建設(shè)貢獻巨大，其建樹是以其對韓愈思想文化資源的吸收、批判為基礎(chǔ)的。而他的后輩如王安石、蘇軾等，對韓愈思想文化的評論中分析批判的成分進一步增加，王安石尤其如此。但如果探討韓愈對歐陽修、王安石等人文學方面的影響，情形則稍顯復雜。宋代以歐陽修和其門生故舊為代表的古文直接上承了唐代韓柳的古文寫作傳統(tǒng)，而且歐陽修、蘇軾一派作家的詩作也與韓愈詩歌有著同樣明顯的繼承關(guān)系，近代學者梁崑就曾將歐陽修的詩歌列為“昌黎派”。而王安石與歐、蘇相比，無論其學術(shù)與文學，取向都有顯著的不同。歐陽修曾以“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期許王安石，希望他的詩文能夠達到李白、韓愈那樣的高境; 王安石卻以“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婉言相謝，表明自己志不在此。在《韓子》一詩中，王安石對韓愈的批評更加直接: “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卑蚜θリ愌缘墓盼目闯蔀楹翢o意義的徒勞，王氏顯然是以經(jīng)世有為的大儒自期，而不以文人自限的。但考察王安石本人的創(chuàng)作實際，他的上述宣言則只能解讀為新儒學創(chuàng)建時期對思想文化方面建設(shè)的強調(diào)。正如他在編選《唐百家詩選》時一面感嘆“廢日力于此，良可悔也”，一面又自負“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一樣，體現(xiàn)出他在學術(shù)與文學之間的糾結(jié)心態(tài)。這種心態(tài)在北宋中期其實相當普遍，連歐陽修也曾反復地強調(diào)道與德的突出地位: “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而文章言語之工則“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但這并不妨礙他對文藝的由衷興趣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王安石也是一樣。

　　王安石的詩歌卓然自立于一代，被人稱為“荊公體”，自宋代以來很多人予以高度評價。但他早期的詩歌卻是和歐陽修等人一樣，深受韓愈詩歌影響的。由于王安石對韓愈整體的思想學術(shù)持較嚴格的批判態(tài)度，這一點很容易被忽視。實際上古今論者已多所揭示，宋代的邵博就曾指出: “王荊公以‘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薄韓退之矣，然‘喜深將策試，驚密仰檐窺’，又‘氣嚴當酒暖，灑急聽窗知’，皆退之《雪詩》也。荊公詠雪則云: ‘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云屋聽窗知’。全用退之句也。”他舉出的僅是個案，清代的方東樹則就其詩歌的整體而論，認為: “荊公健拔奇氣勝六一，而深韻不及，兩人分得韓一體也?！苯F(xiàn)代學者梁啟超、梁崑、錢鐘書等于此也有相似的看法，這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二、述志、議論與宋代的新士風

　　從《古詩十九首》開始，中國的文人抒情詩都長于對個人命運的感慨和情懷的抒寫，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特殊的社會政治、學術(shù)文化背景，這種趨勢有所強化。直至唐代，這種趨勢始逐漸變化。而將個人命運與時代、社會、政治更密切地關(guān)聯(lián)起來，則是杜甫、韓愈之后的新取向。學界對韓愈一派的“不平之鳴”頗多關(guān)注，其實韓愈之詩一如其人，在貞元、元和時期的一些詩卻有著強烈的時代和政治關(guān)懷，如其《汴州亂》《歸彭城》《元和盛德詩》這種取向在宋代特定的制度架構(gòu)與文化氛圍中得到了強化。由于對“文治”的強調(diào)和文官制度的構(gòu)建，宋代成為士氣最高昂的一個時代。與此相關(guān)，從早期的王禹偁，到后來的歐陽修、蘇舜欽，再到王安石和蘇軾，詩作中都有著強烈的時代和社會關(guān)懷，這成為宋詩的重要特色。這方面王安石是一個很恰切的代表，他入仕前期和執(zhí)政時期的不少作品都可以視為對杜、韓這一傳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揚。

　　王安石自入仕以后，對政治和時事的關(guān)注更逾前人。他的不少詩作直面社會現(xiàn)實，如其《收鹽》《兼并》《省兵》《感事》等詩作，都直接地對現(xiàn)實的政治和制度予以評論，提出見解。這些詩歌可能在藝術(shù)上的錘煉不夠，因而常給人以詩歌形式的政論或諫書之感，但在這些樸素的語言、樸拙的表達中卻常常包含詩人對現(xiàn)實制度和政治的強烈不平之感，這種政治情感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其中也常常交織著對民眾生活現(xiàn)實的真誠憂慮: “朅來佐荒郡，懔懔常慚疚。昔之心所哀，今也執(zhí)其咎。乘田圣所勉，況乃余之陋。內(nèi)訟敢不勤，同憂在僚友?！?/p>

　　當然，正如韓愈所說，善鳴者如生逢其時，也自然可以“鳴國家之盛”。熙寧變法取得一些成果后，王安石的作品中也常有欣喜之感。如“熙河之役”勝利后，他接連寫了《和蔡樞密孟夏旦日西府書事》《和蔡樞副平戎慶捷》《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次韻王禹玉平戎慶捷》等作品慶祝勝利。這些詩因其中歌頌性的內(nèi)容而顯得有些“臺閣體”的“廊廟氣”，其氣象與情感與杜甫《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韓愈《晉公破賊回重拜臺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等詩約略相似。就讀者而言，這種歌頌體的詩其感染力往往大打折扣，正如韓愈所說“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 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 《荊潭唱和詩序》) 。但從作者的角度看，這些親歷了戰(zhàn)爭和叛亂，以不同方式參與了艱難戰(zhàn)爭過程的詩人們，其表達的欣喜之情我們相信也完全是真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