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仲永》是王安石的一篇雜文體的散文，通過方仲永的故事，說明人的知識才能決不可單純地依靠天賦，而必須注重后天的教育與學習，文章由兩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敘方仲永由神童而變為庸人的過程；第二部分就上述而發了一通“受于天”與“受于人”的議論。議論是敘事的升華，敘事乃議論的基礎。敘述方仲永事跡時，又分兩層來寫：一寫少年聰穎，一寫長大庸碌。全文緣事明理，抑揚見意，富有啟發性和說服力。

　　文章先以褒揚之筆極寫方仲永“受之天”的“通悟”，這又分為兩個階段：一是“父異焉”，一是“邑人奇之”。仲永的奇異，由家內擴展到社會，其中有他個人的特異，又有家人的作用。因家人首先的異，炫耀于人，使得鄉人皆異。其根本之點，還在于仲永本身的異行。仲永本身的異有四：一異在五歲時忽啼求書具。方仲永家“世隸耕”，與書具無緣。只有“兵家兒早識刀槍”，哪有田家子忽思書具！“忽啼求”之狀，就使人不明其原，且“啼”求，要求強烈，又不失兒童之狀，更讓人感到大惑不解。二異在不學而能書。居然“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這是罕見的天賦之才。三異在不學而能詩。一下子就能寫出“以養父母、收族為意”的四句詩，不能說不是奇跡。四異方仲永不是偶爾能寫首把詩，而是隨時隨地“指物作詩立就”，并且“其文理就有可觀者”。方仲永在家中的異行，使得他父親“傳一鄉秀才觀之”，為了辨其正誤優劣，請秀才鑒別；為了炫奇顯異，向秀才夸耀，也就導出了“邑人奇之”的結果。寫方仲永后來所為，則大別于前。到十二三歲時，雖還能作詩，可是已“不能稱前時之聞”，和過去說的情況已不相符了。到了二十歲時，雖有少許文化，然而“泯然眾人矣”，淪沒到和一般人一樣了。作者通過方仲永前期和后段的大幅度的變化，為后文的議論鋪設了充分的基礎。但是作者對方仲永的褒揚是揚中有抑，第一部分以揚筆寫方仲永之天才，已經暗藏抑筆于其中，預示著方仲永未來的發展。只是這時的抑筆系暗筆，使人不易察覺，直至讀過后面議論，才使潛意透出。方仲永幼有奇才，其父卻是一個庸人。他“世隸耕”，不明事理，不通文墨。因而到了仲永五歲時，未嘗識書具，他家也沒有筆墨。本身缺乏文化修養，也不懂得教育原理。其父還是一個世俗之人。當鄉間之人以仲永為奇人后，請他父親去作客，叫仲永當場表演，有的更以錢幣買仲永的詩和字，“父利其然也”，以為借此有利可圖，就天天拉著仲永到處去見邑中之人。他為了圖利，并不考慮兒子的前途，于是葬送了兒子的天賦。其父更是一個愚人。仲永之父認為兒子有天才，居為奇貨，炫耀牟利，“不使學”。殊不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材。方仲永有再高的天賦，終不免要淪為“眾人”。方仲永由聰慧過人，到泯然眾人，這個悲劇完全是由其父的愚昧、庸碌、貪利造成的。作者在揚仲永之才時，已隱喻貶斥之意，這也為后面的敘述作了鋪墊，更為后段的議論語設了條件。　　作者在充分敘述方仲永由神奇之童變為平庸之人的基礎上進入議論。這樣，議論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事能動人，理可服人。議論時又分兩層來寫，一寫方仲永受之于天，比一般人資質超過很多，可是因為不受于人，后天沒有好好地學習，也不可避免地淪為眾人。二寫一般人不受于天，本來就是普通的天資，又不受于人，不努力學習，豈不更會成為平庸之人嗎？這段議論之所以使人信服，一是議與敘切合。仲永幼慧如神，證明確是“受之天”，幼而能指物賦詩，長而泯為眾人，理從事出，無一偏頗。二是對比有力。像方仲永這么通悟之人，尚且因不學而淪為庸人，那么那些本來就屬“眾人”者，又不“受于人”，豈不是更不能跳出“眾人”范疇嗎？兩相對比，鮮明地突出了要說的道理。

　　（作者：徐應佩 周溶泉 選自《古文鑒賞辭典》，江蘇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