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以新法佐宋神宗治天下，而是非相乘，卒至于亂。說者謂靖康、建炎之禍，皆由所為，故追論之，若其奸有浮于章惇、蔡京者。嘻，此曲士之論也。

　　說者曰：祖宗之法，不當(dāng)變也。夫祖宗之法，誠不當(dāng)變。然宋之祖宗，與三代之君何如?以三代之法，不能無弊，而有忠、質(zhì)、文之變。宋之祖宗，豈有萬世不變之法哉？且慶歷之初，杜、范諸公已有欲變之者矣。后此又?jǐn)?shù)十年，弊當(dāng)更甚。當(dāng)時如呂正獻(xiàn)、蘇文忠輩，亦嘗欲變之矣。向使安石能待其學(xué)之既成，而后出圖天下之事，視其可變者變之，不可變者因之，有功則已不尸，無功則又集天下之公議，精思而熟講之，安見變法之非至理哉？而惜其不能待，故無成也。嗚呼，成敗豈足論人哉！

　　說者又曰：志太高也。夫以漢文帝、唐太宗為不足法，而望其君為堯、舜，誠高矣。夫人臣事君而不舉其至高者以為責(zé)，豈忠乎?且堯、舜之政，亦未嘗不可行也。天地所留，方策所布，神而明之責(zé)在后人。向使諸君子不以天下馬安石一人之天下，而虛衷和氣，相與于成，堯舜豈不可復(fù)見哉？乃安石以躁成其憤，而諸君子亦以憤成其偏。安石誠有罪于諸君子，而諸君子亦不能告無過于安石也。

　　說者又曰：聽用非人也。夫以當(dāng)世元臣故老、正士賢人，皆環(huán)向而立，而無一人之助，小人遂乘其孤而陰用之，豈安石之心哉？程子曰：“新法之行，我輩有以激之。”洵定論也。

　　然則宜何等乎？曰：安石有治天下之才，而未知治天下之道；雖有亂天下之跡，而實無亂天下之心。諸君子特以其據(jù)位之久，得君之專，而史意氣高遠(yuǎn)，議論譎肆，雖竭天下之才智以攻之而不能摧，辯之而不能屈，故積其攻之辯之之氣以出于正，而元祜之誅求；又積其不能摧不能屈之氣以出于邪，而為紹圣之報復(fù)：宋之為宋不支矣。嗚呼！此豈一人之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