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傳論》在陶學上的主要貢獻在于，自來論陶淵明政治態度的人分成極端的兩派，一派是認為陶淵明的詩歌表達了“忠憤”之情，陶淵明是晉室的忠實奴仆;一派認為陶淵明超然于當時的政爭，“都無晉宋之間事，自是羲皇以上人”。而李長之則提出一種新的看法：即“雖不忠于晉室，但仍同情” 。也就是說，陶淵明既不超然于塵世，對于晉室又比較冷淡。關于陶淵明的思想態度的評議，向來學者也是分為兩派，一派認定陶淵明有濃厚的儒家思想，一派認為陶淵明的思想完全是道家。李長之則認為陶淵明的思想既有儒家思想，又有道家思想。“儒家思想讓他有一種操守，給他的躬耕生活以一種安貧樂道的堅強支持，同時限制了他和農民距離的真正縮短，于是有時表現而為一種沒落的地主官僚式的情感;道家思想卻使他有一種原始公社式的社會制度理想，再結合著它自身經歷的饑寒困苦，便反映了當時一般農民的一部分痛苦，同時也使他對生死有了明確的看法，使他接近于唯物論思想。他推崇儒家，不排斥道家，后來又結合為一，這就形成了他自己的獨特的思想面目”。而且，李長之認為，無論是陶淵明的政治態度還是思想情感都不是孤立靜止的，而是發展變化著的。陶淵明“晚年是愈接近于一個農民的生活了。這階級生活的變動，就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他的思想情感的變化。這不但表現在他的政治態度上了，也還表現他的思想態度上。”這些觀點盡管仍然有商榷的余地，但較之前人，無疑新穎并深入了一層。

　　《陶淵明傳論》不僅觀點新穎，立論警辟，而且在研究的方法上也別開生面，蹊徑獨辟。其切入的角度，立論的線索，往往與眾不同。比如，在論述陶淵明的政治立場的時候，他選擇了陶淵明的兩個重要的先輩陶侃和孟嘉作為論證的切入點。他說：“陶淵明的性格和政治態度，是和他的兩位著名的先輩有密切關系的。這倒并不是僅僅由于生理學的或遺傳學的看法，如果那樣，便未免是太機械唯物論的了。問題是，陶淵明對于這兩位先輩，的確有著異乎尋常的崇拜;因為崇拜，就容易受著影響，在事實上，陶淵明的風度，愛好，習慣，我們也都可以在他那兩位前輩的專輯里找到鮮明的影子，那么，關于陶淵明的政治態度，也就在他這兩先輩的政治態度中可能得到一點線索了，雖然這不是唯一的線索。”這個視角應該說是帶有方法上的突破的，因為從現有的陶淵明傳記資料和詩歌作品當中論述其政治態度和思想情感，不僅缺乏數量上的充分性，而且由于詩歌意象的豐富和不確定性，千百年來，研究者各持一端，各說各話，很難有所突破。李長之論陶淵明從其兩個重要的先輩入手，雖然不是唯一的最佳的路徑，畢竟使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