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期仕與隱的矛盾

　　陶淵明29歲起仕途為官，至54歲終歸鄉里，其間曾歷經幾仕幾隱。陶淵明是抱著怎樣的態度出仕的，又是什么原因令他最終選擇歸隱了卻余生?我們試來分析陶淵明仕與隱的矛盾。

　　前面已經提到陶淵明的家境很貧寒，他也常在作品里自嘆，“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鉼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歸去來兮辭·序》)。而立之年，陶淵明上要贍養母親，下要撫養妻兒，為官賺取俸祿來養家糊口是陶淵明出仕最實際的想法。因為生活的需要，陶淵明初任州祭酒。但是沒過多久就因不堪吏職而辭去了官職。

　　后來陶淵明又入桓玄幕，做過參軍和彭澤令，除了貧窮的理由外，桓玄的出現曾令陶淵明幻想動蕩的時局將會有所轉機，這令他點燃施展政治抱負的希望，陶淵明因此再度出仕。

　　然而，做了官的陶淵明，眼看官場上的爾虞我詐和政治理想的破滅，人雖在職，心卻倍感壓抑，自然地懷念起純樸的田園生活。陶淵明先后喪妻、喪母、喪妹，他請假回家服喪，便借此居喪在家，短時間內逃避官場紛擾。一個胸懷寬廣、向往自由的人，不可能一直忍受桎梏的束縛。陶淵明做人講求不違背真心，做官講求不違背良心。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既有悖耿直的秉性，又違背做人的原則，陶淵明寧肯解綬去職，回歸田園。

　　《和郭主簿二首》寫于為妻居喪期間，其一表達了陶淵明寧愿回歸田園，過樸實閑適生活的愿望，“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余滋，舊榖猶儲今”，陶淵明仿佛回想起年少時讀書“不求甚解”和“躬耕自資”的田園情趣。《游斜川并序》悲嘆時日無多，人生應當及時行樂。《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抒久仕念田園之情。《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反思為何為官，表終歸田園、養真本性之愿。辭彭澤令前一年所作的《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歸隱的愿望愈發強烈，他說自己是“宛轡憩通衢”——不是仕途中人卻入仕，原本想遁世長往而暫且憩于仕途通衢的，“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才是真我所愿。

　　陶淵明時而官場時而田園，表面看似是仕與隱矛盾心理的無法調和所導致的結果，但究其根本，都是陶淵明“不違心”的表現。陶淵明實實在在，不刻意，不做作。為官是為了生活而不是其他浮夸的理由;即便有濟蒼生的猛志，也不趨炎附勢，與權貴同流合污;忍受不了官場的黑暗就回到淳樸的田園。陶淵明可以堅持自己的本性反復游走在仕與隱之間，不受世俗陳雜的干擾和羈絆，這種豁達的心態歸根結底是由于陶淵明執著于眷戀自然的樸實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