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們很有必要重溫一下袁行霈先生對陶淵明的精彩論斷：“他在政治斗爭中當然不是一個風云人物，但在政治風云中卻也不甘寂寞。僅僅用親老家貧解釋他的出仕，顯然是不夠的;僅僅用生性恬淡解釋它的歸隱，也是不全面的。他在政治漩渦里翻騰過，他的進退出處都有政治原因。把他放到晉宋之際的政治風云之中，才能看到一個真實的立體的活生生的陶淵明的形象，并通過這個典型看到中國封建時代一類知識分子共同的幻想、彷徨和苦悶。”

　　陶淵明歸隱的真相

　　一般認為，陶淵明的辭官歸隱，是詩人不能“適俗”的個性決定的。真的是如此嗎?陶淵明與此相關的自述都是真話嗎?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了解陶淵明與東晉后期政治的關系。

　　《宋書》卷九十三《陶潛傳》：

　　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

　　但束帶面見上級長官，在晉宋時代是通例，為何陶公如此難堪?這能構成他辭官歸隱的原因嗎?因為無論何時何地，辭官歸隱對每個知識分子來說都屬于重大的人生選擇。我們試讀《陶淵明集》卷五《歸去來兮辭序》的相關自述：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一，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為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