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陶淵明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刻標桿, 是魏晉風度的最高優秀代表[1]，被稱頌為“隱逸詩人之宗”、“田園詩派宗師”，是古今大賢的典范, 高風亮節的象征。但是研究者往往只是就其人格或詩品進行論述，容易忽略陶淵明在人生道路上對自身精神家園的探求過程，這是一個人花費一輩子精力的人生探索。像他說的“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云”(《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他看中自己在現實中的生存價值，而對身后之事，不是很關注。其時陶淵明已有高隱之名，被稱為“潯陽三隱”之一，可是相比之下當時的陶淵明依然不如后世聲名那樣的熠熠生輝，原因正是后人對其人格詩品的大加論述，將其提升到了一個士人榜樣的位置，卻不甚了解這個過著悠然田園生活的詩人那顆追求不已的心，以及在追求中所作出的痛苦抉擇。陶淵明追求的是一個人的生存價值，不論是治世還是修身，都要體現一個人的價值追求。盡管仕途上的無所作為讓陶淵明憤懣不已，詩人的猛志理想無法實現，可是他終究走出了一條讓后來士人無比崇慕的道路，也使自己的人生追求為后來的失意士人構筑了一座精神堡壘[2]。

　　孟子有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萬章》)陶淵明,生于公元三六五年(晉哀帝興寧三年) ,卒于公元四二七年(宋文帝元嘉四年) 。他的大半生處于我國封建史上一個大分裂、大混戰的黑暗時代，這個時期晉宋易代，各個地方勢力互相爭權奪利，民不聊生。陶淵明出身于一個沒落的士族家庭，曾祖陶侃以軍功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但是到陶淵明這一代已經沒落。在有晉一代，士族門閥制度愈發嚴格，一個人能否出仕，能否在社會上出人頭地，很大程度上都決定于他的家族背景。而對與家族已經沒落的陶淵明來說，能夠在社會上混入上層的統治階層是具有相當的難度。魏晉以來各種思潮涌動，儒家已經不再一統天下，政治的嚴酷讓玄學清談愈發嚴重，更多士人不再關心國家社稷，抱著一種明哲保身的態度生活，缺乏真誠。佛學的興盛，讓更多的人產生遠離塵世的想法，希望在一種寧靜中生活。在這樣的一種社會情形下，陶淵明沒有放棄自己的追求，他明白物質生活的重要，可是更重視精神上的修養。陶淵明用他的真誠詮釋生活，去追求進取，這種真誠也在他的詩文中體現出來，讀他的詩可以感受到一種來自靈魂深處的自由與舒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