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陶淵明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以下是由應屆畢業生網小編為您整理的解讀：陶淵明，歡迎閱讀!

　　在中國文學史上，陶淵明是一位個性鮮明而突出的詩人。幾乎沒有人像他一樣，千百年來，行動不斷地被人學習，詩歌一首一首地被仿作。他的影響不僅在文學上，而且在歷代某些知識分子的生活中留下了痕跡。他的性格特征和創作色調都是他所生長的那個時代精神和面貌的折光的反映。讀過他的詩的人，都會在腦海里涌現出一個為了堅持自由和正義的理想，在生活和生命統統失去保障的年代里，貧困而頑強不屈地過了一生的形象。“勁氣侵襟袖”，他的夢想，他的嘆息，他的憎惡，他的愛好，曾經震動過多少人的心弦啊!但是要對這位詩人作出正確的評價，還需繼續討論。

　　一、性格與時代

　　要想真正了解陶淵明和他的創作，首先應該弄清楚他的性格特征和時代面貌。這位“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的詩人，在他的朋友顏延之的心目中是個斯斯文文，不愛活動，厭惡浮華，而潔身自好的人。用他的話說，就是“閑靜少言，不慕榮利”。一般說來，他是一個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的人，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寧靜的、理智的、嚴肅的詩人的風度。當然這是很表面的，在他的寧靜的心靈深處，蘊藏著永遠撲滅不了的火種。韓愈曾經說，讀過陶淵明的詩，總感覺到詩人“雖淹蹇不欲與世接，然不能平其心”，這就是說，采菊東籬、悠然自在的陶淵明，在生活上所顯露出來的個人性格的復雜性。他一方面消極地逃開現實的斗爭;另一方面卻不屈服于現實，而堅持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生活理想。任真率性，反對矯揉造作，要求個性的自由舒展，和安貧守賤、躬耕自資，對于自己所選擇的生活道路的執著，這兩個明顯的特征構成了他的性格的鮮明性和完整性。“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貞剛自有質”，“總發抱孤介”，“寵非己榮，涅豈吾緇”，這些自白性的語言，在在都標識著他的性格的特征。許多傳說，如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眾座度履”的故事，“蓮社攢眉”的故事，都是在行動上留下了他的性格的印痕。

　　性格，恩格斯曾經在評論歐文的時候說他自己“……領悟了十八世紀唯物主義的學說，即人的性格是由兩方面——方面是遺傳機體，另一方面是人的周圍環境，特別是他的發展時期的周圍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1]。這就是說，性格有其生理的基礎，但同時也是有社會性的。馬克思把人的本質，規定為“社會關系的總和”。今天我們對于個性、性格的理解，就是建筑在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理論的基礎上，我們認為只有在社會關系中才能夠了解具體的人的個性和性格。個性和性格應該屬于社會歷史范疇，是一定的生產條件和社會條件中的產物。個性和性格的差異，主要的是個人所處的時代和社會關系的不同而造成的。

　　這樣，我們要想理解和分析陶淵明的性格，就得認識一下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環境。

　　什么是陶淵明所處時代的特征呢?許多人都提到過。這是一個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相互交錯，復雜而最為尖銳的時期。但是具體地分析起來，晉自淝水戰爭以后，民族存亡的緊張局勢，稍趨和緩。孫恩、盧循和皇族官僚集團的戰爭的擴大，與當時皇族與豪族之間爭奪勞動力和皇族企圖壯大自己的武裝力量，強制“免奴為客”的人當兵，是密切地聯系著的。并不是因為農民無法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被迫起來反抗奴役和爭取生存的權利。因此這一戰爭是否由于階級矛盾尖銳而產生，是值得懷疑的。事實上，孫恩發動戰爭的目的是為叔父報仇，并沒有反映出當時農民要求減輕剝削和奴役的愿望。所以我覺得孫恩所燃起的戰火，還不能說是農民戰爭。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雖然是這個時期的基本矛盾，但是表現出的尖銳程度，根據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歷史記載，是不如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的。我們知道晉朝實行的是占田制，即土地國有化。但是當時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強卻繼續“兼并”，不理睬這個法令。這樣，皇族與豪族的矛盾日益加深。田園產業的擴充和要求掌握政治權力就糾纏在一起了。馬克思說：“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權力：一種是財產權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權力，另一種是政治權力，即國家的權力。‘權利也統治著財產’，這就是說：財產的手中并沒有政治權力，甚至政治權力還通過如任意征稅，沒收，特權，官僚制度加于工商業的干擾等辦法來捉弄財產。”[2]這里，馬克思所講的是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社會現象。但在封建社會發展的時期，由于特殊的歷史條件，某個國家的統治階級內部，產生了政治權力和財產權力的矛盾現象，這種現象雖然和馬克思所說的兩種權力有根本的性質的區別，但是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它們是客觀存在的。不過政治權力干擾的不是工商業，而是田園、產業。這就是說，在階級社會里，財產所有者和握有政治權力的人，在某種情況之下，彼此是有矛盾的。陶淵明的時代，正是這種矛盾表現得十分突出的時代。世家豪族與士族，這些大財產所有者和握有政治權力的人，不斷發生沖突和傾軋。豪族為了保護并擴張產業，就得爭取掌握政治權力，皇族以及中央官僚集團為了鞏固和擴展自己地位，就必須通過賦稅等對于財產進行干擾和捉弄。這樣，在豪族與皇族的各個集團里面都出現一些軍事冒險家、政治野心家，互相爭奪，互相屠殺。使得當時政治生活中出現一種陰森森的恐怖的局面。有一位卷入這種斗爭的旋渦中終于弄得殺頭的叫做諸葛長民的高級官吏，說過這樣一句話：“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機危。”[3]這就充分地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實況。“必履機危”，表明了斗爭的激烈，同時也顯示貪欲與權勢欲使得許多人“覆身滅祀”和“傾國亡家”。

　　在這種政治形勢之下，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是追求政治權力，一是退隱田園。追求政治權力很可能像諸葛長民那樣“覆身滅祀”;退隱田園，也很難避免政治權力的干擾。不過，統治者對退隱行為有時還是歡迎的，歡迎他們幫閑。如同桓玄要做皇帝，“以前世皆有隱士，恥于己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征為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后下詔旌禮，號日高士。時人謂之充隱。”(《通鑒》)充隱當然十分可笑，算不得真隱士。這里我們引用這個材料主要想說明兩種情況，一是在政治的舞臺上，統治者要演大軸戲時，還需要隱士這個角色;另一是隱士的身上存在著一種潛伏的社會勢力，這點，從“招隱”和“反招隱”的一些詩篇中，還可以得到這個消息。我們看到魏晉時代隱逸風氣那樣盛行，應該認識到這是有其客觀的社會基礎的。這種現象的產生，并非偶然，它是一定的政治經濟條件下的產物。也可以說，它是社會上兩種權力，政治權力和財產權力，矛盾的復雜性和微妙性的產物。《晉書·祈嘉傳》有一首歌謠說：“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就透露了隱逸是客觀社會中矛盾的反映。有一首《四皓歌》說：“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若貧賤之肆志。”也道出了隱逸的真情。

　　陶淵明就是生長在這樣的社會里面的一個知識分子。他的性格是在“淡焉虛止”的家庭和“君子固窮”的儒家教義的影響下形成，而在這個“貞脆由人，禍福無門”的社會環境中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仕途險惡和穢濁，驅使他“逃祿歸耕”，通過親身參加勞動來養活自己。他的性格中，像愛好勞動和安貧守賤這些特點，卻在一定的程度上體現了我們民族心理面貌(特別是在當時知識分子的身上)，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上某一時期的人們的特性。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他所著《關于世界通史某些問題的科學概念的評述》中認為，愛好勞動和能夠安貧若素，是中國人的祖先從古代起就安于定居的生活方式，靠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而且生活在被壓迫和貧困的環境，養成了這樣的性格。但是我們不能說中國民族的性格就是這樣。而只是說在某一個歷史時期，民族性格呈現這樣的狀態[4]。“安貧若素”，在我們今天自然不能算做民族品質，但是在陶淵明身上曾經充當過他的堅持理想的動力，起過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