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形象大概立刻就會浮現(xiàn)出來：這是一位遵從自己心愿而歸隱田園的詩人。以下是小編J.L分享的陶淵明為何歸隱田園，更多陶淵明信息閱讀請您繼續(xù)訪問(www.nvnqwx.com/wenxue)。

　　不過，就一定是這樣的嗎?一般，人們記憶之中，詩人的歸隱，與“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不可分割：陶淵明正在彭澤令任上，督郵來巡視，縣吏告訴詩人“你得整衣束帶去見他”;詩人一聽，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人!”于是掛印而去。可這個生動的場景，出現(xiàn)在后代史書《宋書》里，陶淵明自己可不是這么說的。他的那篇名文《歸去來兮辭》的序里只說自己出來做官是因為家里窮，要錢，可有了錢的官場生活與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難受，“深愧平生之志”。這時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著去吊唁，所以就離職而去了。如果我們相信詩人的自述，那他不是掛冠直接回家的，而是首先從今天九江那兒的彭澤，溯江而上跑武昌去了。一件事，不同的說法，道理其實簡單：人們最熟知的，未必就是事實，而事實是什么，真得多想一想。

　　一想，就有許多可議。其實詩人之率性而不負責(zé)任，不是頭一回了。陶淵明也不是只做了彭澤令這一任官，他最早出仕，是任所謂“江州祭酒”，這官名很可能是 “祭酒從事史”的省稱。據(jù)《宋書·百官志》這是“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屬”，職事瑣屑得很。加上這時候的江州刺史是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詩人與這個傲慢的王家子弟大概也不投緣，《宋書》里記載他“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少日”就是沒多久的意思，雖然我們不知道究竟有沒有短過彭澤令的八十天。詩人之所以能一再地一不高興就甩手而去，當(dāng)然有他的資本，可想而知，他有一定的依憑，是有些家底的，即使到最后他歸隱田園的時候已很落拓，也還有“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歸園田居》其一)。而另一方面，詩人熬到差不多三十歲出來做官(陶淵明的年壽有許多的不同說法，從五十多到七十多都有;這里就照最早也最通常的六十出頭計，生年在公元365年)，擔(dān)任的卻是事務(wù)瑣雜的職位，在當(dāng)時他只能算是地位不高的寒素之士，大約也是可以肯定的。

　　前面提到的還有一節(jié)也值得稍加留意：陶淵明丟開彭澤令的位子跑去武昌吊唁妹妹，詩人的家不是在廬山腳下嗎?他的這位程氏妹(過去一般認為他們是同父異母的兄妹，可也有學(xué)者認定他們就是親兄妹)怎么遠嫁到武昌了?說起來，武昌當(dāng)時屬于長江中游的荊州地界，那里可是陶家早先盡顯榮光的地方。

　　荊州在中古時代具有極重要的地位，東晉一代，更可謂舉足輕重，以其踞長江中游之勢，往往與下游建康的中央形成對峙。那個時候，曾任荊州刺史的，前后二十余人，東晉最后那些年的亂局時期不計，大抵都是東晉秉執(zhí)權(quán)勢的世家大族，如瑯琊王氏家人占有該位置十年，外戚庾氏兄弟連著據(jù)有十年，桓氏更斷續(xù)有四十余年。這些人物里面，除作為外戚的庾氏兄弟，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皇室的勢力，與時據(jù)中樞的名相王導(dǎo)形成抗衡，其余的王敦、桓溫、桓玄等，皆有抗衡中央，乃至不臣之意。陶氏家族的歷史上，陶淵明最崇敬的曾祖陶侃，也曾是東晉荊州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之間，他任刺史差不多十年。可以說，荊州曾是陶家勢力甚大的所在。雖然我們不清楚陶淵明的這位妹妹嫁在武昌程家的原委，但很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即使是陶淵明本人，荊州也是他一生經(jīng)歷中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地方。這就得說到詩人的第二次出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