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在陶淵明晚年六十三歲時，寫下了擬挽歌辭三首，下面是關于《挽歌》的原文欣賞，歡迎大家閱讀與學習。

　　【原文】

　　《挽歌》

　　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

　　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

　　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

　　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

　　千秋萬歲后，誰知榮與辱。

　　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

　　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

　　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

　　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

　　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

　　荒草無人眠，極視正茫茫。

　　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峣。

　　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

　　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

　　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注釋】

　　(1)嶕峣：很高的樣子。

　　(2)幽室：指墳穴。

　　(3)向來：剛才。

　　(4)或余悲：也許有些人還有悲傷。亦已歌：也開始唱歌了。

　　(5)何所道：有什么可說的呢?山阿：山陵。

　　【作品介紹】

　　擬挽歌辭三首是陶淵明晚年六十三歲的作品，寫后兩月后逝世了。詩人假設自己死后親友的情況，既表達自己對生死的看法，也安慰親友不必過于悲傷。

　　【創作背景】

　　魏晉南北朝文學是典型的亂世文學。作家們既要適應戰亂，又要適應改朝換代，一人前后屬于兩個朝代甚至三個朝代的情況很多見。敏感的作家們在戰亂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運的難卜，禍福的無常，以及個人的無能為力，從而形成文學的悲劇性基調，以及作為悲劇性基調之補償的放達，后者往往表現為及時行樂或沉迷聲色。

　　這種悲劇性的基調又因文人的政治處境而帶上了政治的色彩。許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爭而遭到殺戮，如孔融、楊修、禰衡、丁儀、丁廙、嵇康、陸機、陸云、張華、潘岳、石崇、歐陽建、孫拯、嵇紹、牽秀、郭璞、謝混、謝靈運、范曄、袁淑、鮑照、吳邁遠、袁粲、王融、謝朓等。還有一些死于西晉末年的戰亂之中，如杜育、摯虞、棗嵩、王浚、劉琨、盧諶等。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創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題，這就是生死主題、游仙主題、隱逸主題。這些主題往往以藥和酒為酵母引發開來，藥和酒遂與這個時期的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生死主題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關于如何對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漢樂府和《古詩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嘆生死的詩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等詩句，可以說是這類主題的直接源頭。魏晉以后生死主題越發普遍了，曹丕的《又與吳質書》很真切地表現了當時帶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眾多親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壯當努力成就一番事業，又想秉燭夜游及時行樂。生與死是一個帶有哲理意味的主題，如果結合人生的真實體驗可以寫得有血有肉，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陶淵明《擬挽歌辭》)“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江淹《恨賦》)如果陷入純哲學的議論又會很枯燥，如東晉的玄言詩。對待人生的態度無非四種：一是提高生命的質量，及時勉勵建功立業;二是增加生命的長度，服食求仙，這要借助藥;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時行樂，這須借助酒。第四種態度，就是陶淵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為念的順應自然的態度。從陶詩看來，他不再是一個自嘆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靈，他具有與“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這類詩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賞析】

　　陶詩一大特點，便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說，基本上是直陳其事的“賦”筆，運用比興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語雖淺而涵義實深，雖出之平淡而實有至理，看似不講求寫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這就是蘇軾所說的“似枯而實腴”。魏晉人侈尚清談，多言生死。但賢如王羲之，尚不免有“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之嘆;而真正能勘破生死關者，在當時恐怕只有陶淵明一人而已。如他在《形影神·神釋》詩的結尾處說：“縱浪大化中，不憂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意思說人生居天地之間如縱身大浪，沉浮無主，而自己卻應以“不憂亦不懼”處之。這已是非常難得了。而對于生與死，他竟持一種極坦率的態度，認為“到了該死的時候就任其死去好了，何必再多所顧慮!”這同陶在早些時候所寫的《歸去來辭》結尾處所說的“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實際是一個意思。

　　這種勘破生死關的達觀思想，雖說難得，但在一個人身體健康、并能用理智來思辨問題時這樣說，還是比較容易的。等到大病臨身，自知必不久于人世，仍能明智地認識到這一點，并以半開玩笑的方式(如說“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寫成自挽詩，這就遠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了。陶淵明一生究竟只活了五十幾歲(梁啟超、古直兩家之說)還是活到六十三歲(《宋書·本傳》及顏延之《陶徵士誄》)，至今尚有爭議;因之這一組自挽詩是否臨終前絕筆也就有了分歧意見。近人逯欽立先生在《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中就持非臨終絕筆說，認為陶活了六十三歲，而在五十一歲時大病幾乎死去，《擬挽歌辭》就是這時寫的。對于這三首自挽詩，吳小如先生斷定他是在大病之中，至少認為自己即將死去時寫的。而詩中所體現的面對生死關頭的達觀思想與鎮靜態度，畢竟是太難得了。至于寫作時間，由于《自祭文》明言“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即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九月，而自挽詩的第三首開頭四句說：“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竟與《自祭文》時令全同，倘自挽詩寫作在前，就太巧合了。因此把這三首詩隸屬于作者臨終前絕筆更為適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