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陶淵明是東晉末至南朝宋初期偉大的詩人、辭賦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職,最末一次出仕為彭澤縣令,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歸隱田園。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有《陶淵明集》,下面是有關《陶淵明集》前言,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一、陶淵明(365~427),一名潛,字元亮,浸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淵明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陶淵明的祖父作過太守,父親早死,母親是東晉名士孟嘉的女兒。到淵明時,家境已經衰落,他從小就過著比較貧困的生活。
陶淵明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污陽柴桑的農村里度過的。潯陽東臨彭蠡湖(今郡陽湖),北面長江,南倚廬山,風景十分優美。“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五首其一):“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秦皇上人”(《與子嚴等疏》)。盡管家境貧困,但那種生活畢竟是恬靜而適意的。“目倦川涂異,心念山澤居”(《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故鄉的一草一木,時時索繞心頭,勾起甜蜜的回憶。早年的這種生活,對陶淵明日后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
陶淵明的大半生處在我國封建社會史上的一個大分裂、大混戰的黑暗時代。當時長江以北的土地,為異族侵占。北方各族上層統治者經常發動對南方的騷擾和進攻。而東晉王朝,則茍安江南,無所作為,且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當時的豪門世族,恣意侵占良田山澤和佃客奴仆,他們聚斂民脂,搜刮民膏;加之江南各地軍閥互相攻伐殘殺,致使“百姓散在江湖采相,內使王愉悉之還。請米,吏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晉書。桓玄傳》)。而陶淵明的家鄉江州污陽,又正是地處三江之口的軍事要沖,連年的征戰,給這一地區造成了更為慘重的破壞。“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沖。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晉書。劉毅傳》)。
陶淵明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內憂外患、禍亂不已的年代之中。起初,他很有大濟蒼生的抱負:“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九首其八):“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翩思遠翥”(《雜詩》十二首其五)。但在黑暗的現實面前,其結局也只能是“有志不獲騁”(同上其二)。于是,“少年的豪壯使他回憶,家境的窮困使他煩惱,衰病的來臨使他苦悶,政治的變化使他慨嘆”(王瑤編注《陶淵明集。前言》)。總之,理想與現實發生了矛盾,這一矛盾貫穿陶淵明的一生,這不僅表現在他出仕與歸隱的反復,也表現在他歸隱之后內心的苦悶與憤懣。
陶淵明在《飲酒》詩中追憶說:“疇昔苦長饑,投來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年立,志意多所恥。”他年近三十才被“召為州祭酒”(《宋書。隱逸傳》)。但從“志意多所恥”來看,他對官場中爾虞我詐的風氣是不滿的。因此,他才“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同上)。還家后,一度召為州主簿,不就。直到三十五歲,才又重新懷著建功立業、大濟蒼生的希望,投奔到了荊、江二州刺史桓玄的門下。如前所述,東晉王朝內優外患,司馬氏統治集團腐朽已極。作為新生世族的代表,桓玄就被推上了政治舞臺。前期的桓玄,的確顯示了重整朝綱、匡救時弊的才能。據《晉書。桓玄傳》載,桓玄曾向皇帝奏疏自薦:“常欲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竊號之寇系頸北閥,大恥載雪,飲馬灞■,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并大膽指責朝廷“權門日盛,丑政實繁,咸稱述時旨,互相扇附”。在這種局面下,陶淵明前往投奔,也正是寄希望于桓玄,以實現其大濟蒼生的理想。但隨著時局的變化,當桓玄大權在握、擁有重兵之后,并無安天下之計,卻只“陵侮朝廷,幽摒宰輔,豪奢極欲,眾務繁興”,伺機謀取帝位,結果“朝野失望,人心不安”。這也是陶淵明離開他的根本原因。
陶淵明四十歲這一年,作為新興地主集團的代表劉裕,率部擊敗桓玄,收復京邑,并實握東晉大權。這給當時處在極為黑暗中的人民又重新帶來一線希望。于是陶淵明再次步入仕途,在劉裕手下做了一個參軍之職。但陶淵明此次出仕的態度,卻是“時來茍冥會,■轡憩通衢”(《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在赴任途中,他就徘徊不前,疑慮重重,并作好了“重返班生廬”(同上)的思想準備。之后,盡管又做過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和為時八十多大的彭澤令,但他發現這一切皆有違自己的夙志,于是便憤然棄官歸隱了。
這位早年懷著“感物愿及時”(《和胡西曹示顧賊曹》)的理想而步入社會的陶淵明,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顛簸,但政治風云的變幻莫測、腐朽官場的爾虞我詐、世俗社會的污濁混亂,終于逼使他走上了與統治集團相決裂的道路,最后懷著滿腔的憤懣不平,又重新回到了那時時令他邏想、留戀的大自然的懷抱。然而在隱居生活中,他表面上過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二十首其五)貌似飄逸滯灑的隱士生活,但內心的苦悶卻永遠無法排遣:“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十):“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雜詩十二首)其二):“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同上其三):“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歲暮和張常侍》)。他既沒有忘懷昔日的壯志,也更沒有忘懷于現實。我們從《述酒》等詩中可以明顯看出他時時在關注著政治風云的變化,并時爾表現出內心的憤慨與不平。“酒能法百慮”(《九日閑居》),他之所以苦悶憂愁,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沒能實現理想。也正是由于對理想的熾熱追求,他常常慨嘆生不逢時,并以極大的熱情為人間社會設計了一個“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桃花源詩》)的理想樂園。因此,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是貫穿陶淵明一生的最基本的矛盾,并由此而決定了他貌似飄逸而內心又極苦悶的獨特的個性。
二
陶淵明的詩歌,猶如他的個性一樣,具有鮮明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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