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陶淵明是東晉末至南朝宋初期偉大的詩人、辭賦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職，最末一次出仕為彭澤縣令，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歸隱田園。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有《陶淵明集》，下面是有關《陶淵明集》前言，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一、陶淵明(365～427)，一名潛，字元亮，浸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淵明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陶淵明的祖父作過太守，父親早死，母親是東晉名士孟嘉的女兒。到淵明時，家境已經衰落，他從小就過著比較貧困的生活。

　　陶淵明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污陽柴桑的農村里度過的。潯陽東臨彭蠡湖(今郡陽湖)，北面長江，南倚廬山，風景十分優美。“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五首其一)：“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秦皇上人”(《與子嚴等疏》)。盡管家境貧困，但那種生活畢竟是恬靜而適意的。“目倦川涂異，心念山澤居”(《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故鄉的一草一木，時時索繞心頭，勾起甜蜜的回憶。早年的這種生活，對陶淵明日后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

　　陶淵明的大半生處在我國封建社會史上的一個大分裂、大混戰的黑暗時代。當時長江以北的土地，為異族侵占。北方各族上層統治者經常發動對南方的騷擾和進攻。而東晉王朝，則茍安江南，無所作為，且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當時的豪門世族，恣意侵占良田山澤和佃客奴仆，他們聚斂民脂，搜刮民膏;加之江南各地軍閥互相攻伐殘殺，致使“百姓散在江湖采相，內使王愉悉之還。請米，吏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晉書。桓玄傳》)。而陶淵明的家鄉江州污陽，又正是地處三江之口的軍事要沖，連年的征戰，給這一地區造成了更為慘重的破壞。“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沖。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晉書。劉毅傳》)。

　　陶淵明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內憂外患、禍亂不已的年代之中。起初，他很有大濟蒼生的抱負：“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九首其八)：“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翩思遠翥”(《雜詩》十二首其五)。但在黑暗的現實面前，其結局也只能是“有志不獲騁”(同上其二)。于是，“少年的豪壯使他回憶，家境的窮困使他煩惱，衰病的來臨使他苦悶，政治的變化使他慨嘆”(王瑤編注《陶淵明集。前言》)。總之，理想與現實發生了矛盾，這一矛盾貫穿陶淵明的一生，這不僅表現在他出仕與歸隱的反復，也表現在他歸隱之后內心的苦悶與憤懣。

　　陶淵明在《飲酒》詩中追憶說：“疇昔苦長饑，投來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年立，志意多所恥。”他年近三十才被“召為州祭酒”(《宋書。隱逸傳》)。但從“志意多所恥”來看，他對官場中爾虞我詐的風氣是不滿的。因此，他才“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同上)。還家后，一度召為州主簿，不就。直到三十五歲，才又重新懷著建功立業、大濟蒼生的希望，投奔到了荊、江二州刺史桓玄的門下。如前所述，東晉王朝內優外患，司馬氏統治集團腐朽已極。作為新生世族的代表，桓玄就被推上了政治舞臺。前期的桓玄，的確顯示了重整朝綱、匡救時弊的才能。據《晉書。桓玄傳》載，桓玄曾向皇帝奏疏自薦：“常欲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竊號之寇系頸北閥，大恥載雪，飲馬灞■，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并大膽指責朝廷“權門日盛，丑政實繁，咸稱述時旨，互相扇附”。在這種局面下，陶淵明前往投奔，也正是寄希望于桓玄，以實現其大濟蒼生的理想。但隨著時局的變化，當桓玄大權在握、擁有重兵之后，并無安天下之計，卻只“陵侮朝廷，幽摒宰輔，豪奢極欲，眾務繁興”，伺機謀取帝位，結果“朝野失望，人心不安”。這也是陶淵明離開他的根本原因。

　　陶淵明四十歲這一年，作為新興地主集團的代表劉裕，率部擊敗桓玄，收復京邑，并實握東晉大權。這給當時處在極為黑暗中的人民又重新帶來一線希望。于是陶淵明再次步入仕途，在劉裕手下做了一個參軍之職。但陶淵明此次出仕的態度，卻是“時來茍冥會，■轡憩通衢”(《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在赴任途中，他就徘徊不前，疑慮重重，并作好了“重返班生廬”(同上)的思想準備。之后，盡管又做過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和為時八十多大的彭澤令，但他發現這一切皆有違自己的夙志，于是便憤然棄官歸隱了。

　　這位早年懷著“感物愿及時”(《和胡西曹示顧賊曹》)的理想而步入社會的陶淵明，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顛簸，但政治風云的變幻莫測、腐朽官場的爾虞我詐、世俗社會的污濁混亂，終于逼使他走上了與統治集團相決裂的道路，最后懷著滿腔的憤懣不平，又重新回到了那時時令他邏想、留戀的大自然的懷抱。然而在隱居生活中，他表面上過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二十首其五)貌似飄逸滯灑的隱士生活，但內心的苦悶卻永遠無法排遣：“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十)：“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雜詩十二首)其二)：“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同上其三)：“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歲暮和張常侍》)。他既沒有忘懷昔日的壯志，也更沒有忘懷于現實。我們從《述酒》等詩中可以明顯看出他時時在關注著政治風云的變化，并時爾表現出內心的憤慨與不平。“酒能法百慮”(《九日閑居》)，他之所以苦悶憂愁，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沒能實現理想。也正是由于對理想的熾熱追求，他常常慨嘆生不逢時，并以極大的熱情為人間社會設計了一個“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桃花源詩》)的理想樂園。因此，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是貫穿陶淵明一生的最基本的矛盾，并由此而決定了他貌似飄逸而內心又極苦悶的獨特的個性。

　　二

　　陶淵明的詩歌，猶如他的個性一樣，具有鮮明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