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籠”是陶淵明詩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難以忍受的生存處境，如：“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人類自己創造的文明，支撐了人類的現實生存，卻把人束縛在文明的種種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盧梭(1712—1778)的《社會契約論》開篇第一句話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國際歌》曾唱遍全世界：“讓思想沖破牢籠”“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從后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看，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難，“新世界”要完全沖破牢籠卻難辦得多，哪怕僅僅是沖破思想的牢籠。

　　如果說陶淵明生活的農業時代“樊籠”(“樊”字從木)還是由“木頭”制作的；那么，到了工業時代，在馬克斯韋伯(1864—1920)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木籠”變成了“鐵籠”：“這個鐵籠是機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從形式理性那里借來抽象力量將人禁錮其中”，它“冷靜超然，邏輯嚴密，等級森嚴，龐大無比”，“它最終要無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續到人類燒光最后一噸煤的時刻”。人類文明在不斷發展，人對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斷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們對自然、對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強大，人們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確實有一套自我粉飾的招數，能把牢籠打理得如同五星級賓館，使囚犯忘記自己還是囚犯，使囚犯們積極踴躍地甘當囚犯。牢籠固然可惡，對于現代人來說，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籠”與“回歸自然”的自覺意識。

　　現代人普遍相信“進步論”，相信現在比過去好，未來比現在好。這種進步論若是以地球生態的尺度來衡量，是不足以證實的。我們的地球生態不但現在不比過去好，未來更讓人擔憂。盡管如此，現代人還是一心“向前進”，沒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