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也不清楚他的姓和字。住宅旁邊有五棵柳樹，于是用“五柳”為號。性格閑適沉靜且少言寡語，不羨慕榮華利祿。喜歡讀書，不過分在字句的研究上下功夫;每次對精神旨趣有所領會，便高興得忘了吃飯。性格酷愛喝酒，家境貧窮，不能常得到。親戚朋友知道他有這種嗜好，有時擺了酒席來招呼他;他去喝酒就喝個盡興，而且一定會喝醉。喝醉了便回家，一點也不留戀什么。房屋四壁空蕩蕩的，擋不住風雨也遮不住太陽。粗布短衣破破爛爛，打有補丁，盛飯食的圓形竹器、水瓢經常是空如也，可是先生都坦然處之，安然自若的樣子。經常寫文章使自己歡樂，稍稍表達出自己的志趣。他從不把得失的東西放在心上，用這種超然世外的態度來度過自己的一生。

　　贊道：黔婁的妻子曾經這樣評價她的丈夫：“對貧賤不悲傷憂愁，對富貴不渴望追求”，體味一下這兩句話，五柳先生就是黔婁這一類人吧!飲酒賦詩，使自己的情志得到歡樂。。他大概是無懷氏時候的百姓，或者是上古葛天氏時候的百姓吧?

　　陶淵明是我國文學史上的大家，詩歌獨開一派，散文造詣也很高。北宋歐陽修便對他很傾倒，曾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其實不只《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記》以及《五柳先生傳》等，也都是好文章。年代距陶淵明不算很遠的南朝人沈約和蕭統，都說陶淵明寫《五柳先生傳》是用以“自況”，當時人視為“實錄”。這話是有道理的。

　　《五柳先生傳》所寫，都可以從史傳和本集有關作者的記事中得到印證。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五柳先生傳》就是作者的自畫像，這是讀本文首先應該把握的。陶淵明的一生雖然主要是在田園中度過的，從同時代的人起就把他稱為“幽居者”，但他卻是一個有壯志和用世之心的人物。

　　在《雜詩》里，他自言“少壯時”，“猛志逸四海”。《飲酒》詩中又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對年近四十仍然功業無成，頗為感慨。中年幾度出仕，只使他感到“志意多所恥”，又加上性情耿介，不會圓滑，難免不惹禍患，便毅然歸田。他把田園看做是與腐朽現實對立的一片凈土，在這里帶著濃厚的浪漫主義情調怡然自得地生活，傲彼濁世。他的可貴處就在于守志安貧，不與世俗同流合污。

　　《五柳先生傳》正是托名五柳先生刻畫出這樣一個具有高風亮節的人物形象。全文不長，不同版本文字略有出入，但都在一百七八十字之間。在這樣簡短的篇幅里勾畫人物，卻能做到形象豐滿，性格鮮明，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藝術功力。開篇四句是對人物身份的交待。起得飄忽，也起得風趣。但不要輕輕看過，以為只是作者的趣筆，實則其中隱含深意。“許”做“處所”解，“何許人”即“何地人”。古人是重視地望的，姓氏前常要冠以家世籍貫，如瑯琊王氏、陳郡謝氏之類，在兩晉門閥制度下尤其如此。而五柳先生卻不知何地人，可見他不在流俗觀念之中。古人又是重聲名的，有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之說，希圖能夠聲名不朽，而先生卻連姓氏名字也不清楚，竟指宅旁五柳而為號，可見他又出于流俗觀念之外。這幾筆不僅把隱姓埋名、深藏避世的意思說足，而且突出顯示了五柳先生的不俗，一上來便使“高人”之氣籠罩全篇。語極平淡，味極深醇，這就是蘇東坡評陶詩所說的“似癯實腴”的境界。

　　作者《歸園田居》詩說：“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陰后檐，桃李羅堂前。”《傳》文的“宅旁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又隱隱散發出一股田園氣息，映襯出一個田園幽居者的形象，可以說沒有一點閑筆墨。鍾嶸評陶詩說：“文體省凈，殆無長語。”同樣可以移來評他的文。“閑靜”二句用正敘點出五柳先生最本質的情操。正因為不為榮名利祿動心，所以能守志不阿，也因此才高出于流俗之上。朱熹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晉宋人物。”這話是比較能說到點子上的。“閑靜少言”與“不慕榮利”相照應，“閑靜”即不尚交往，“少言”即不喜應酬，也就是陶詩中所說“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之意，二句前后呼應，互為補充。

　　下面集中描寫五柳先生在田園中守志安居的生活情態。分四個方面寫，中心則突出其悠然自得的情調。“好讀書”四句是講讀書。對于“不求甚解”，解法一向很有分歧，其實它只是對下文“會意”而言的。意思是說讀書不求對書的系統的深入的把握，只重在其中會己心、愜已意者，也就是從中尋找思想上的共鳴和感情上的寄托，作者《贈羊長史》詩說：“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上，正賴古人書”，是這種讀書態度的最好說明。

　　“性嗜酒”八句是講飲酒。“造”當“到”解，“造飲”即到那里飲酒。“不吝情”是“不系戀”、“不在意”之意。親舊招飲，造飲則醉，卻不以去留為意，見出先生之意在酒而不在人。于酒有情，于人無意，把嗜酒之味寫得更為濃足。作者《己酉歲九月九日》詩曾說：“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這幾句便是寫他醉酒陶情的意態。

　　“環堵”五句是寫安貧。“堵”即“墻”，“環堵蕭然”就是四壁空空。“短褐穿結”是說穿的粗布短衣還破著窟窿，打著補丁。“簞瓢”分別是盛飯和盛水器，“簞瓢屢空”即飲食不繼。“晏如”是安然的樣子。吃穿住沒有一樣不困弊不堪，卻處之坦然。不因貧奪志，也不因貧敗意，見出先生的高處。魯迅先生在談到陶淵明平和的一面時說，他“是個非常平和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里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可以幫助我們體會這里所寫的境界。

　　“常著”四句是寫著文，他吟詩作文，用意也是在示志娛情。示什么志，娛什么情呢?就是本篇傳記中所寫的高志奇情：憎惡世俗，守志于田園，甚至是陶醉于田園。他借文章“導達意氣”，自樂其志，所以忘懷于世俗的得失，以此自終。

　　四個方面概括起來就是：讀書適意，醉酒陶情，安貧樂道，著文娛志。通過這幾個方面的勾畫，一個堅守節操、不隨流俗的“高人”形象便立起來了，活起來了。選材極精，造語極簡，意足筆止，風神宛然。古人說文章作到好處，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陶文夠得上這樣的標準。文章最后還有一段“贊”。“贊”是歷史傳記的一種體式，綴于傳文之末。

　　《文心雕龍》說：“贊者，明也，助也。”據鄭振鐸先生的解釋，傳文中記事有未完備之處，在“贊”中補足，即所謂“助”之義;傳文中褒貶之意沒有說盡，在“贊”中講透，即所謂“明”之義。所以“贊”不是贊美，而是對史傳正文的記事和褒貶做進一步的補充和闡發。本文利用這一體式，進一步揭示五柳先生的精神和展拓文章的境界。

　　“黔婁”見于《高士傳》，是齊國一個不受卿相之聘的高人。黔婁之妻的話見于《列女傳》。“戚戚”是憂愁的樣子，“汲汲”是熱中追求之意。“其言”句意思是，黔婁之妻的話所說的，是五柳先生一類人吧。

　　“茲”是連詞，起承接作用，有“則”、“斯”之意。“若人”，這個人，指五柳先生。如果我們把《傳》文中五柳先生的形象予以概括，那么也就是“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銜觴賦詩，以樂其志”。“贊”中這幾句話成為畫龍點睛之筆，把五柳先生的精神闡發得更為明晰，可以說是“贊”體的“明”的作用。“無懷氏”見《莊子》，“葛天氏”見《呂氏春秋》，都是傳說中的遠古帝王。陶淵明常用古史傳說指稱自己的理想時代、理想社會。

　　《時運》詩說：“黃唐莫逮，慨獨在余。”“黃唐”即指傳說中的黃帝、唐堯時代。《飲酒》詩說：“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羲農”即指傳說中的伏羲氏、神農氏時代。贊賞五柳先生簡直是無懷氏、葛天氏時代的老百姓，等于說五柳先生的生活是理想社會中的人們的生活，文章的境界更高了，文章的思想也進一步升華了，可以說是“贊”體的“助”的作用。作者的《與子儼等疏》說：“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這里寫的顯然是這種生活的折射。